众所周知，党的“八大”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的。虽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报告里都别有用心地和苏共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相呼应，并在党章里去掉毛泽东思想，但大会的主旨还是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在大会的决议里做手脚，说什么“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既不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又不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审核，就以党的“决议”公布了！这是罕见的违反党纪的严重政治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在国庆典礼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十分震惊”（王光美语），既是对他们违反党纪行为的伪装，也是对毛泽东同志这么快发现的吃惊；所谓“已经通过了”更是当面掩饰。毛主席在当时只是思想理论上指出“不正确”。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主席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才指出他们组织上的错误。毛主席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二十多年以后，邓小平把他和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里的这一私货，竟然冒充为“八大”路线，欺骗全党，猪八戒倒打一耙，反诬毛泽东同志背弃了“八大”路线，并把他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和他们所谓的“八大路线”连接在一起，把自己打扮为所谓“八大路线”的继承者。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但是，从这个大骗局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当初阴谋的初衷就是今日的复辟现实。
　　“怎么办？”刘少奇当然没有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继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一面乘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开展了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一面借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动乱，“引蛇出洞”，主动出击，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明确指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主席的这些论断和反右派的伟大实践，不但彻底打碎了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决议中的阴谋，使我们国家在那场世界性的动乱中，“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而且使毛主席在构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大开了视野，发表了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样光辉的著作。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沉重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基础。
　　这时，刘少奇的心态是什么？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谈话中说：“整风就是要
　　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不难看出，刘少奇在这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强调“同一性”，采取“妥协”的方针，不过是他那“熄灭论”的变种而已。至于说阶级斗争是“人为的”，“要创造斗争”，诬说人民的斗争是好斗的“嗜好”，是为了“过瘾”、“舒服”，更是他那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反映。可以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由于他这种心态是“借题发挥”，尚未构成正面冲突，毛主席仍然视他为战友，团结共事。这年，刘少奇在谈及解决职工两地分居这个问题时，引用了唐朝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断定唐朝像贺这样的大官（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很高职务），做官在外，不带眷属。毛主席听了刘的断定，总觉不妥，就查找资料，帮助刘纠正这一说法。信后仍然谦和地说：“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又说：“睡不着觉，偶触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一两次路线交锋，毛主席仍然视刘少奇为战友，在思想上推心置腹。他给犯错误的同志总是留下端正认识的广阔余地，不因一时一事而激化矛盾。因为事物既处于量变中，哪怕产生了部分的质变，也不能动摇处理矛盾的基本态度。这是这位辩证法大师的过人之处。
　　第三个是，如何对待全民大跃进中的得与失？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现了全民热烈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高潮中形成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创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标志。这个标志把党内潜伏下的两条路线斗争，终于由隐到显地推向了对立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大跃进，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一九五七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胜利基础上出现的。所有制改造和思想政治战线的两大胜利，从生产关系和思想觉悟两个方面大大解放了我国的劳动人民。他们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气概，修理由自己主管的那地球的一部分。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热烈的倡导者。从一开始，他就站在大跃进的潮头，指导这场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勿容讳言，在这场罕见的群众运动面前，开始他也有急于求成的愿望，做出过一些过急的决策。“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就是根据他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提出来的。这个决策是和后来的高指标不无关系。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运动初期，即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他一方面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当促进派，一方面也发现了宣传上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他对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负责人说：“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在四月的武昌会议期间，提出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竟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使毛主席的提议落空。
　　他们“忙”什么呢？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从原来一贯反对的立场，一变而为“左”的煽动。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都和他们的煽动分不开，其中尤以“共产风”为甚。从一九五八年四月至八月北戴河会议前，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大讲：“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并派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的试点，县委书记受到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报》即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这个“五风”的典型。毛主席主持北戴河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五风”第一次提出批评。
　　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接受这个批评。他们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打着贯彻决议的幌子，继续兜售他们的“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思想。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有意删去，并采取在决议公开发表的前一周发表。这是他们对抗“决议”、坚持“五风”思想政治纲领的突出表现。在十一月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时说：“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吴冷西《回忆毛主席》１１０页）（中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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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世事沧桑变，鞠氏家网舞团圆；四面八方欢心聚，千言万语逍遥天。

【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既不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又不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审核，就以党的“决议”公布了！这是罕见的违反党纪的严重政治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在国庆典礼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谈谈个人看法，中国目前就是这样的集权，老毛一个人说错就是错，太专权了。所谓不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这样的评价是站不住脚的，中共历来会议多，这样重要的文件，会前一定经过了层层的个别征求意见，比如周恩来等一批元老肯定是看过的。再说决议是要在大会上进行讨论审议的，然后才能做为决议发表，毛泽东大会上不说，会后个别敲打。完全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斗争招数，把革命路线固化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然后在全社会发动一场令人摸不着边的飓风，当你感受到飓风是针对自己的时候，已经回天无术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政治能力和水平的登峰造极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残渣得以继承的悲哀。

不能说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张都是对的，比如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有个时限和尺度问题，我个人认为造成今天中国贫富差距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根本原因不是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分配方式，这只是直接原因而已，根本原因是邓的上述决策与毛时代留下的权力过于集约化的结合产下的畸形儿。

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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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喜欢这句：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