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不止发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宣传他的“共产主义”。他公然篡改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难怪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刘少奇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报》都以重要新闻加以报道，流毒自然是全国。
　　毛主席发现后，十分着急。他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刘少奇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吴冷西回忆：调查地点毛主席已经选好，原有山东寿张县──刘少奇去过的地方，因陈伯达去过而未去）毛主席说，当年三件事：大跃进，公社化，炮打金门。他的心思没有全花在前两件事上。“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毛主席还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这些话，显然是指刘少奇等人。毛主席要调查组带两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和刘少奇带《大同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刘少奇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
　　调查组向毛主席汇报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到河南信阳，找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
　　针对刘少奇篡改北戴河决议，鼓吹“穷过渡”，毛主席说：“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那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６５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直到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公开批评“穷过渡”时，刘少奇、彭真插话，说什么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可见他们的立场多么顽固。
　　从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主席赴河北、山东、河南再调研，发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未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问题。毛主席说：“‘共产风’刮遍全国，”“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主席以更加尖锐的语言批判“共产风”，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为之贼，红帮为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怕贯彻不力，他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向省、地、县、社、队写公开信，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的郑州会议起，毛主席就下决心纠正“五风”这种东西。但是，刘少奇把持的宣传口，就是迟迟不转变。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毛主席在颐年堂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五八年三大错误，即计划过大，指标过高；权力下放过多；公社化过快。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１９２７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他还以他特有的幽默说：“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吴冷西回忆说：“据我回忆，从去年１１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
　　毛主席要求报纸宣传要转过来。刘少奇在会上却提出：“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毛主席说：“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一直是被动的。”“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日报、中央社皆为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引者）要刘少奇抓一抓人民日报，刘少奇以“管的事情很杂”为由拒绝了。
　　由此可见，在“五风”是纠还是反纠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相当尖锐。但是，毛主席仍然以大局为重，团结刘少奇等人，克服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段。我们在梳理了这对矛盾以后，再看彭德怀的庐山“骂娘”，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反“左”的同时，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开始反右倾了。
　　由于“五风”迟迟得不到纠正，干部中的思想混乱也出现了。彭德怀恰恰在这时，向党和毛泽东同志发难，从右的方面否定大跃进运动。这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一部分人物在所有制改造和反右派斗争以后，从右跳到“左”，在大跃进中竭力鼓吹“五风”；另一部分人物则成了观潮派，彭德怀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他们“观潮”，抓住“五风”中的问题，向党发难。彭德怀更是以“现实的愤懑”来发泄“历史的积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毛泽东同志看得清楚。他深知“左”是形，右是质，直接暴露出来的右，如果不打退，带来的灾难将是灭顶的；打退了右，就使纠“左”有了政治方向上的保证。在这样“左”右夹围下，恰显出毛泽东过人的洞察力和驾驭力。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第一次向人们揭示这种“昨日是功臣，今天变祸首”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指出人们之所以感到惊奇、不认识，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毛主席的话，正是从台前指向了幕后。
　　反右倾的结果，毫无疑问延缓了纠“五风”的步伐。但是它极大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如何正确地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为克服困难指明了方向和准备了精神。所以，当毛泽东预见的“灾难”降临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没有惊慌，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昂首前进。《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曲，表现了当时人民的精神风貌。
　　但是，困难检验了人，进一步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从隐到显地推了出来。毛主席当时遇到的不只是这一对矛盾，还有和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矛盾，还有同蛰居在台湾岛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更有与美帝国主义封锁、侵略威胁的矛盾。这诸多矛盾比起天灾（即自然灾害）要复杂千百倍。这些矛盾确实把毛泽东带到了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毛泽东毕竟是辩证法大师。他经常讲：“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牢牢地掌握住他同刘少奇等人之间这对矛盾，以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为核心，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下去调查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安定农业和农村；同时使国民经济其他战线也得以调整。他和周恩来同志以不吃肉、喝玉米糊来严以律己，同人民群众一道渡困难；并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在《十年总结》中，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之后，又在一份省委报告上代中央批示：“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的过快了。”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仍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纠正“五风”中，那种原则性和坚定性如昆仑一般；但对自己的错误，丝毫不加以掩饰，更没有诿过于人的半点情绪。他就是以这样的坦荡胸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惊涛骇浪中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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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世事沧桑变，鞠氏家网舞团圆；四面八方欢心聚，千言万语逍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