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由暗到明。
　　七千人大会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的先声，较量的内容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特别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承认错误，检讨错误，从错误中引出教训，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从鼓吹“五风”脱身，完全站在右的立场，全面否定大跃进，并企图把错误的责任嫁祸于毛主席一人头上，从而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推行他们屡屡失败的资本主义路线。
　　当时的确壁垒分明。林彪在会上讲：“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这段话击中刘、邓的要害。毛主席看后，说林彪的报告“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批示，要把林彪的报告转发下去，批评刘、邓以“保密”为由封锁这种声音说：“这个问题向中高级干部保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刘、邓在大会以后，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判的人翻案。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讲“‘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讲目前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他还讲：“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就是在这样一股公开鼓吹“右一下吧”的鼓噪声里，像邓子恢（当时的农业部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在部队干部中作报告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把当时农村描绘成“问题成堆”，提出要把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这和当时制定的６０条完全相反。而像田家英这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认为“包产到户”还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田的这种倒退意见，当时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赞同，刘、邓当然自在其中。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田家英正是窥视出这种严峻的形势，弃毛投刘，劝刘少奇：“刘公，何不造反？”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和领导核心力量的对比，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气魄和领导艺术，开展了两个司令部的真正较量。较量中，毛主席自然有妥协，如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妥协中取得主动权，开展主动进击，迫使对手或以借口暂拒执行，或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直到公开对抗，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毛主席采取的步骤是：
　　（１）重提阶级斗争，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样尖锐明确的动员令，自然要受到刘邓的抵制。刘少奇、邓小平都提出：“调整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影响。”就是不予贯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２）在城乡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打击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重新教育干部，组织阶级队伍。毛主席充分看到刘邓们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极大的危害，也给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以反扑之机。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五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开展这场斗争。斗争中，毛主席发出许多指示，批改很多文件，并且发表了不少讲话，构成了他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很多话至今读来，仍然使人发聋振聩。如社教运动（当时叫“四清”“五反”）开始不久，他就指出，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种预言式的警语，好似长鸣的警钟，让代代人铭记于心。
　　刘邓对这场斗争采取了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的态度。在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他们又制定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前者放手发动群众，后者束缚群众手脚，两个文件形成鲜明对照。刘少奇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他和邓小平制定的后《十条》的样板：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工作方式，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主席谈及这件事时说：“六三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可见刘邓的对抗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３）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同国内的反修斗争紧紧结合起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这时，我们党同苏共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如火如荼。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发展。毛主席从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集团的严酷实事，更清楚地看出刘邓一伙的反革命本质。他不仅亲自指导和修改了像《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那样的经典文献，而且紧紧和国内的斗争相结合。一九六四年九月，对苏联图加林诺夫的一文摘译件的批注谈苏联“矛盾重重。四十七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指图加林诺夫──引者）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认识，并着手解决。”毛主席在这里首次提出工人、农民“贵族”概念，对我们当前认识问题很有帮助。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周扬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报告，毛主席对报告作了２１处修改。其中有“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并且说：“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毛主席不是把内外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都揭示出来了吗？
　　就是在这样一个战斗的会议上，刘少奇公然和毛主席唱了反调。他说，国内没有反修任务。企图解除人们的武装，混淆视听。这说明他对国际上这场反苏修斗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暧昧态度。《十年论战》中讲，要不要派代表团参加苏共２３大，刘少奇、彭真起草电报要参加，在杭州讨论时，邓小平以在西南视察大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毛主席在会上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２３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坚持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２３大的原则立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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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世事沧桑变，鞠氏家网舞团圆；四面八方欢心聚，千言万语逍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