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君 书》

          作者：商 鞅

    有专家说是后人根据商鞅的言论编撰，不是商鞅亲手写作。不管怎样，看了前四篇，觉得确实是商鞅的思想无疑。

    按照居庸关本家的论述，鞠姓起源于西部，鞠姓先祖也是秦晋文化的元初，我想鞠姓人研究研究发起并兴盛于西部的法家思想非常有意义，法家推动秦国由弱变强，逐步强大到超过其它六国，统一四海，并吞八荒。这是怎样的一种思想和社会变革？后世独尊儒术，少有深刻探讨和广为传播的法家思想，在历史上有如此不俗的丰功伟绩，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问题，希望自己能把法家之学开个头，抛砖引玉，丰富深化鞠姓人学习、探索、创新的精神和品质。吾之愿也！！！

        第一卷

    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新序?善谋篇》作“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解读感悟：变法随之更礼，看来春秋时代即讲究配套改革，一揽子方案，只是那时没有搞试点，可能是国太小，社会事务还不像今天这么复杂吧。秦孝公最后的顾虑足以见证其为英明君主，虽然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是改革者的座右铭，但做为一个国家不同于个人，动一动翻天地覆，不可不慎重，不可不在乎民众的思想能否跟得上，这关乎改革的成败，顾虑是当然的，或者说也是在考察商鞅在这方面的思想成熟度，都是需要首先点出这个问题，最起码国家元老重臣甘龙杜挚就反对，这是现实的问题。]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新序?善谋篇》“成”作“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解读，商鞅的解答精彩，‘疑行无成、疑事无功’，类似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都是一个道理，当然现代企业经营又冒出个‘疑人用人’理论，这是时代历史条件造成的，劳动法鼓励人才流动，企业核心人才与其核心技术及商业秘密相关，自然是疑人用人了。高人为何其见负于世、其虑骜于民？全在接下来的‘知者见于未萌’，所以我看这里的民不可与虑始是说一般民众缺乏对事物的预见性，就自然无法理解你的高瞻远瞩先知先觉，我看古时候文化普及底，民智未开而已，今天的社会应当有很多社会先达智者，当政者是可以与之虑始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当今的特色，与商鞅时代有划时代的不同。

    这里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商鞅自己也没有始终做到‘知者见于未萌’，人的知识都有盲点，预见性各有强弱和差别。再有就是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恐怕商鞅自己就没有做到极致，秦法在秦始皇时代最终走上了极端，成为民众头上残酷的枷锁。商鞅在变法之初没有在法如何爱民上做足基础和准备，好像仅仅是大道理这么一说而已。这是商鞅留下的缺憾。]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解读感悟：老甘龙的‘圣人不易民而教...’显然是儒家思想，陈腐守旧。后面的话基本上是不看国家实情的武断评说，当时秦国社会矛盾也是开始积累加重，河西土地被魏国抢占，秦献公武力抢夺未果，足见秦国的力量和实力严重不足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加剧，秦人已经开始背离从前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死不休战’，战斗力急剧下降已经是事实。所以秦孝公继位才有下决心变法图强。甘龙代表贵族势力，就像当前的房地产商及其势力集团，在做各种阻止不利于本集团的各种国家政策的顺利实施。

    商鞅接下来的回答切中甘龙软肋，‘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这是最能打动君王的话，夏商周的确不同礼，春秋五霸法律的确不同，却都能成就事业，是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后面的话感觉商鞅过于偏激，自己在给自己增加变法的阻力，也给自己身首异处埋下伏笔。]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解读感悟：杜挚此话看似有理，务求做事稳妥，具备条件在行动，实则不符合秦国当时实情，秦当时已经不是研究利足百、功足十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摆脱不利、衰落，甚至亡国的危局，就像今天的流行语‘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当然今天改革都活了，死的人没有。可那个年代商鞅确实是找死了的。哎！]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严万里曰“诸本及《史记》作‘循古’，今据司马贞《索隐》改”）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怪”严本原作“恡”，《太平御览》卷195 引作“恠”，“恠”即“怪”字，今据改），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新序?善谋篇》作“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解读感悟：商鞅对杜挚的回答原理上与回答甘龙的相同，不再多评说。

    秦孝公的最后总结发言感觉是道家的思维智慧。‘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感觉颇像老子的睿智之观察，道家辩证之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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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商鞅更法篇思想：

一、变法是治世的客观需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礼法以时而定'

二、做事不能游移不定：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三、变法需要配套改革：要变法，还要更礼

四、法律的目的是爱民：‘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五、实事求是，辩证否定：‘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

垦令第二

    （这篇读来有个特点，颇像北京人说话，因果递进得出结论，想象商鞅是不是在北京呆过。）

    遥想当年，为什么商鞅把垦荒放在了第二篇？看来这法家确实因时因事而设法，秦人从游牧中走出，当时半耕半牧，更有靠打猎就可以维持部落生存的。新法旧法对游牧之民都约束乏力，关中平原陇西大山多的是荒地，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就成了基础性的前提。

    这篇不再原文一字不落贴上，只记个人认为的精华和糟粕：

    一、针对实际情况，见招拆招，很细致很具体采取有效措施，有利垦荒的法制规定多数可操作性极强。这是法家的长处，不似儒家仅能座谈立标。

    如：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二、强调官员吏治和政府办事效率，强调政策的稳定，取信于民。这些都有积极意义。

    如：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馀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馀日，则草必垦矣。

    三、从政策入手，采取宏观调控一样的手段，使各种行业的人和游民重视农业。一头用各种限制抑制政策，一头用各种鼓励奖励政策。农耕有农爵制，商旅宾馆贵族山林等统统设计一套规则向有利于开荒倾斜。

    如士大夫贵族不许雇工，废除旅馆，禁止民间华丽服饰，还不让听音乐。限制大夫大臣与民众的接触（看来脱离群众是从法家开始的），加重关税等等。其中有经济杠杆、有行政制度，用的很全了。

    垦令虽然在当时有富国强国的作用，但就是在当时也是有很多反动的东西，只要对眼前强国有利，不顾民众的利益，不顾国家长远利益，一律打家伙下手管制，这种堵塞的办法是错误的，其中尤以愚民政策最为反动。治国之理存在根本性的错误，错在哪呢？大禹治水以疏导而治，法家不行疏导，一味强权酷法压制，就像弹簧，呵呵，反弹力更大。可惜秦末大动乱没有被商鞅赶上。不知法家治国能臣会作何感想。

    当然，垦令中也有一些执法上可操作性极差的规定，如解决贵族子弟逃避徭役的规定，不准氏族雇佣工的规定，统一山林管理等，管理起来都会有很大出入的。

    最反动的是与您政策，不让人们听音乐，‘休居不听，则气不淫。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和现在家长管孩子学习，不让看电视一个模子，学习阶段可以，一辈子不让看不人道也。还有连做法、不让掌握信息和思想的大臣士大夫接触民众，怕民众受到蛊惑，农民没地方听到思想和信息，就会不喜欢知识，愚笨有利于一心务农。简直是拿人不当人看。

农战第三

一、商鞅时代的农战与今天的工战

    加了此标题目的很明显，谈感想谈设想，古为今用不再注解原文。

    封建时代，土地农民、士兵军队就是强国的基础标志，也是重点。商鞅的农战思想非常不凡，抓住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强国基本要素。其具体的阐述也无外呼从政治、政府、官吏、手工业、商业等等角度来看农战的重要性，采取的收发仍然和垦令篇一样，一边是激励鼓励农战之术，一边是抑制控制不利农战的方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重要地位让给了工业，所以今天的强国必然是强调工战，工业里的关键不再像农业那样简单，就是农民和土地两个要素。工业的强国要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一是战略资源的生产力（包括粮食、钢铁、水泥等），二是制造能力，三是科技水平能力，四是信息处理能力。当然这些能力背后的支撑力就是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

    其实不论农战还是工战，都有个共同的要素，就是变法图强，变法就是改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规则。你得政策向哪里倾斜？这很重要，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目前我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规则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现代经济生活，有很多有利于经济的规则不见得有利于长久保持强国富民。我认为经济上去了后，就面临的进一步的改革，中国再过几年需要重提改革，扬起强国的大旗。政策规则向强国倾斜。我想时机可能是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那时更法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可能应当让位于强国的大旗，建立国内国际新秩序将是主题。

二、优秀的文明为何被落后的文明征服？

    [“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皆以避农战]。又说[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农战篇的这个思想给我很大的启发，它可以解释历史上为什么落后的文明可以征服先进的文明，可以说古希腊、罗马，中国的南宋都是明显的例子，虽然具体的失败原因各有不同，但其理相近，即财富和地位逐渐不以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和国力增强的贡献来分配，其实唐代的衰亡也是这个道理，历朝历代的盛衰差不多都是这个道理。就说南宋吧，可有鼓励农耕生产的政策？可有因农耕贡献大而得爵位的？可有因发展社会手工生产，增强武备而得到提升的吗？财富官职的获得靠程朱理学，靠精通儒学之一经。武举武官的选拔增设了背古代的兵书，并成为一票否决的硬指标，造成很多武艺高强、有组织军队号令军士潜力的人被拒之于军队门外，如果没有金兵南下，哪有岳飞等人的出人头地？这样落后腐朽没落的政治体制与先进的文明及不相称，是为畸形的文明发展，不是和谐平衡的协调发展。

    秦国之所以在战国时代成为超强国，我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责权利紧密的结合，财富官职有功者得之、用贡献者拥之，极大的激发了全国人积极生产、积极备战的热情，国力焉有不强的道理。

三、农战篇与建国之初及许振超和现代中国之劳动大军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这是农战篇的话，他反映了一个人力资源流动方向问题，为什么商鞅如此强调鼓励人民从事农业？不鼓励从事百工和商业？看商君书感到当年的百工和商业获利是大于农业的，和今天没什么两样。美日英等西方国家目前也是采取政策大力补贴扶持农业。而几千年前的生产力低下，农业如果不吸纳足够的劳动力就无法保障全国人的吃饭问题，更不用说养足够的军队了。当前的中国似乎人力足够，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我国国策建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就是硬道理等原则上，属于重工、重商的政策。农业的发展也是靠纳入到商品流通的盘子里来考量。

    但个人觉得受商君书启发，现在有些问题还是应当开始重视的。

    建国初期的重视劳动的思想观念和传统需要大力提倡，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劳动人民走在历史的前面，王进喜，焦裕禄，孟泰，时传祥等都是劳动的典范，那个时代的这种体制为新中国的物资、财力积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这种规则仍然具有巨大的荣誉作用，许振超等脱颖而出，但我认为在政策上和制度上体现的还不足，老一辈的技术工人、农民的子女，他们的观念再不是以吃苦最多劳动最多为荣，甚至父母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女像自己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而是望子成龙当个白领，西装革履出入高楼大厦，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风光的。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与强国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保持长久提升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相悖的。许多聪明智慧都浮在上层，没有人愿意在基层扎实工作，现在我所在的企业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有能力有经验、头脑聪明的人逐步脱离基层岗位，造成基层的技术水平已经下降，很多生产上的小问题层出不穷，一些工作效率和技术提高成了制约效益和效率的关键。

    几千年前的弊端依然存在于现代企业中，大家都以提官脱离一线为荣，都以善于交际关系网庞大为荣，都以有后门有关系为荣，就是缺少以贡献为荣的。企业的政策导向出了问题。比如有些劳模，甚至全国劳模退休后晚景凄凉，虽有各级政府工会逢年过节看望，但没有制度政策扶持做保障，应当出台劳模胜过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政策，并建立逐级的保障制度，如此才能令民归心于劳动和奉献。

    我认为我们国家应当考虑在国策上解决这个问题了，消灭问题于萌芽，不要等到问题显现在做。13亿人出不了1000各许振超，国之殇也，应当至少有1000万个许振超才勉强相匹配。

去强第四

      强指百姓不听政令，很多注解都是这样解释的，不能说这样的解释是错的，但这样理解就把法家的很多片面认识一笔轻描了。强应当是指强悍的民众，民众强悍则不易领导，所以必须要压制，要去其强。如果从国家军队需要同意号令，步调一致这个角度看，去强就是真理。但法家从认识到方法上有很多错误之处，可成于一时，无法做到长久。

      还得看去强篇具体的论述，可以看出其实质是去强去善之术，去百姓的强，去政府的善。商君书说：“以强去强者弱”，又说“国为善，奸必多”。我看去强之术有发挥作用积极的一面，也有其片面埋下祸根的一面。

      对强悍不听号令的民众，靠法压制可奏效一时，就是全部杀之也不过解决了一代人的问题。人类一代又一代，强悍者的出现是再自然不过的客观必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靠法家强盛而一四海，不过二世而群雄并起，事实明证了陈胜、刘邦不比秦始皇水平能力小多少。汉代以后虽独尊儒术，国家政治实则外儒而内法，一直坚持到吴佩孚、蒋介石，再也压制不住民众的强。

      法家不知也没有去调查民众为何不愿听政府号令？靠强权高压奏效于一时，如果用现代管理学考之，民众可分为四类：强而不听令，强而听令，弱而不听令、弱而听令。强不等于不服管束，看来法家并不懂得同时代的兵家思想，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法家说“以法去强者胜”。其实两者不是学术辩论的不能相容，我看都是胜利的充要条件。秦变法到统一中国时期，虽不强调上下同欲，实则达到了上下同欲。始皇后期至二世，秦法虽在，但上下已不再同欲。反之兵家也强调法令的重要性，孙子曰“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又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法家则不考察你服不服，法不容情，于理无可反驳，于实际则多有‘宁信度、不信人’的味道。

      看商君书到此，见去强篇始感法家之误，但这种看法是基于当前社会之意义而言的。如果把去强篇放到秦孝公的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看出商鞅的意图和思路是客观而针对时弊的。秦国不变法就不能图强，所以有更法第一；秦国半耕半牧的生产结构使国家不能聚集足够的战略资源，广阔的土地、稀少的人民，贩卖马匹和生活用具往返于中原和西部草原之间，获利颇丰，所以才有垦令第二；而如何巩固并保证人民从事农耕，保证激励士卒积极备战，就需要政策上的导向作用，所以有了农战第三；秦人民风纯朴彪悍，勇于内斗，秦献公时代最多有1.5万人/年死于内部仇杀斗殴，最少年份也有七八百人死于内斗，这样的风气不制止，无法保证国家充足的劳动力，无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所以也就有了去强第四。

      但今天看来，去强篇的方法的确片面，典型的战时法令，纠枉过正。这个问题还是孙武子做的好，三令五申之后再下杀手，曾国藩做的更好，老曾说“先有教化，后有督责”。去强的确应当先儒后法，比商鞅的强梁武断强多了。请看商鞅如下的话“国有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则国比削至亡”，没想到商鞅片面至此。

拜读大作，受益匪浅！

海峰哥学贯古今，指点江山，信手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