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回来了

1939年，我才5岁多，父母把我从苏州送回到我出生的靖江老家去读书，母亲还特地请了她的一位远房表姐（我称她为老姨娘）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小时候的事我记得不多，但有两件事我始终忘不了。第一件：每天清晨，当我还在梦中时，老姨娘就一下把我从床上抱起来，一边大声说着“一起就起，富贵到底”。接着第二件事：在我稍为清醒一些的时候，老姨娘要我快说：“哥哥回来了！”据说每人每天说的第一句话是最灵验的，当时我虽不懂，反正听着、做着，天天如此。其实那时我对哥哥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他比我大12岁，当我懂事时他早已离开家了。我只是在一张相片上见到有一个比我高大许多的人牵着我的手，我感到很亲切。老姨娘告诉我，那就是我的哥哥——鞠盛。

1943年，我以为父母思女心切，又把我接回苏州，当我看到我那顽皮的弟弟——鞠蓉时，我感到接我回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我陪他读书。但不久我才真正看清了在父母的心里最牵挂的并不是我们姐弟俩，而是少小离家已长大成人、当了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哥哥。当时父亲为了经营他的猪行生意，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加上肺病缠身，早晚咳嗽不停，多想有个人能帮他一把，而最可靠和合适的人选当然是他的大儿子——我们的哥哥了。为此，母亲曾独自一人去苏北南通找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他，但并没有带回来他。我曾经多次看到过母亲痛苦的哭泣和父亲无奈地叹息，只是当时我年纪小，还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他们。

终于有一天，哥哥自己回来了，全家都很高兴。因为还在抗战时期，怕敌人来找麻烦，父亲把哥哥藏在虎丘山上的和尚庙里。为了治愈他在苏北时因营养不良所致的满头白发，母亲到处找偏方，弄来的何首乌堆了一屋子。为了举办他所追求的新式婚礼，父母不惜一掷万贯，把亲戚朋友请到上海，包下了浙江路上的“新惠中旅社”整个三楼。新房选在最著名的国际饭店，婚礼设在上海青年会礼堂，那豪华的派头，热闹的情景使几十年后的我们都感到震撼。 

                 哥哥做了我的老师

哥哥回来之后，虽然没有如父母所愿，相帮父亲管理家业，但对我来说，好像换了一个天地。小时候，我除了爱唱歌、看戏之外，还会绣花、打毛线，就是不像一般的苏州女孩子会烧饭炒菜做家务。为了给母亲争面子，我常从人家那里拿些针线活来做，并对此很感兴趣。还喜欢看小人书（连环图），还曾伙同过邻居小姐妹把压岁钱换了香烟，想卖了赚钱……，就是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为此父亲气得火冒三丈，但他没时间管我，母亲又没文化，管不了我。直到哥哥回来，才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首先他鼓励我唱歌，并从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带回了歌本，都是一些民歌和进步歌曲，帮我从周璇和白光等人的电影歌曲中走了出来。又给我订了《开明少年》和《中学生》，让我在有益的阅读中健康地成长。还凭着他在《大江南报》当记者的身份，常带着我和弟弟外出游玩，帮助我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他对我们讲科学、讲卫生破除迷信。记得那时我常常发疟疾，总是吃叔叔画了符咒的麫饼而不肯吃药，一拖几个月，人瘦得不像样子。最后还是吃了哥哥买回来的“奎宁”才好起来。他还真在我就读的苏州实用商科职业中学任老师，教过我地理。我最恨他每次课堂提问时，总点我的名。不过他曾给我买过两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贴在我的房门外，因此，还不至于让我出洋相“吊田鸡”。

 长兄为父

1946年母亲逝世，1950年父亲又病故了，我和弟弟都尚未成年。真所谓“树倒猢狲散”，以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叔叔、婶婶、大姐、堂姐都回自己家去了。连平日最亲近的姨父、姨妈一家也远离我们而去。望着空洞洞的一所大房子，孤零零地停放着父亲的灵柩，而我和弟弟却居无定所。这时，一直和我们分居两处的哥哥、嫂嫂才不得不担负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责任。帮助我和弟弟收拾了一些衣服被褥，带上了几件家具用品，抱着母亲生前喂养的花猫，雇了一只小船，顺着山塘河漂流一路往西，兄弟姑嫂4人一起住进了虎丘山上大庙的客房里。从此离开和永远告别了父母辛苦一世才置下的产业——猪行河头54号，那所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幸福、快乐的家。

以前父亲在世时家庭已破产，弟弟因此辍学，被送到父亲的猪行里去当学徒。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9年解放，我也失学在家，其间曾上过几个月的训练班，想学点技术找份工作，但因为战争而一事无成。终于熬到了1949年秋天，有一次哥哥去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办事，顺便带我到学院所在地——著名的苏州古典园林拙政园里去玩。我在一个小亭子里第一次见到钢琴，高兴得嘴里哼着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歌，手指忙着在键盘上找音。也许那虔诚的神情感动了上帝，经过哥哥的努力，不久，15岁的我，就成了这所大学艺术教育系音乐组的一名旁听生。后来，学校搬到无锡，我通过考试转正。

1950年暑假，我的声乐启蒙老师姜蝶调往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我想跟了她去，哥哥也帮我联系了北京铁道文工团准备去工作。后来接到姜蝶老师来信，她说我年纪还小，应该好好学习，并再三叮嘱我去考上海音乐学院，还说我是一个不错的花腔女高音，如果考上，最好跟周小燕教授学习。虽然家里已一无所有，哥哥还是鼓励我去上学。8月的一天，哥哥亲自送我去赶考，出了上海北站天已经黑下来了。因为不认识去“上音”的路，哥哥特地叫了一辆三轮车，转来转去地转到了江湾飞机场的旁边，并总在那里转圈子，被机场的哨兵两次拦下来，吓得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车夫不敢载我们。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想也许我和“上音”无缘，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对哥哥说：“我们不去了，我要回家。”哥哥一边安慰我，一边教车夫不要紧张。等到了目的地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我作为考生被安排住进了女生宿舍，可怜的哥哥只能坐在传达室睁着眼睛等天亮。“老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考取了，后来还学有所成，总算没辜负姜老师的期望、哥哥的坚持和那一夜的艰辛。

哥哥把我送进“上音”后，又把弟弟送进了苏州中学，不久他自己也考取了中央文化部直属电影编剧训练班。之后他陆续地将嫂嫂、弟弟、大姐和大姐的独生子（父亲的亲外甥）、大姐的生母（父亲的另一房妻室）一起都接到了北京。1956年，我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音乐周演出与家人团聚时，见到一家之长的哥哥已为我们建立起了一个新家，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但好景不长，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不仅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家，给我哥哥、弟弟带来长达几十年的厄运。“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作为“右派”的直系亲属，嫂嫂、大姐和我又何尝安生过？除了“控制使用”之外，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要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线。

 怎样和“右派”哥哥划清界线？

1957年，我作为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歌比赛的选手，从5月到7月一直在北京集训、排练。每个星期天我都回家和亲人团聚，那感觉真的很温馨。7月下旬我去了莫斯科，比赛中我获得了金质奖章。后来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巡回演出，直到9月底才回到北京。我高兴的把在苏联的见闻如实地讲给哥哥听，当讲到一些不良情况时，哥哥立刻制止我，并对我说：“有些事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不要随便下结论”。国庆节我们全家去了天安门和北京人民一起联欢。哥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回去之后要积极的靠拢党，听党的话，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当时我听了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他和弟弟在“反右”运动中，因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打成了“右派”，因此他担心我再犯他们同样的“错误”。

10月底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分别找我谈话。首先向我指出：你得到的是“政治奖”，荣誉属于祖国和人民。我点头称：“是的”。又对我说：你不要骄傲，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答应说：“好的”。1958年元旦，学院首次公布下放的名单中我名列第一。后来因为上海歌剧院借调我去排练歌剧，上海民族乐团邀请我参加巡回演出，一拖半年，把下放的事就耽搁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错失了一次在政治思想上锻炼成长的历程。

1958年夏天，北京举行全国曲艺汇演，学院派了丁喜才先生（我院民间音乐教员，著名的“榆林小曲”艺人）和我一同前去观摩。抽空我去看了嫂嫂，并答应去清河农场看望哥哥。大会闭幕登记返程车票时，我提出把路费给我，因为我要半路下车，到清河农场去看哥哥。办理登记的那位同志仔细看了看我，突然说：你不是 “八一”晚会上唱歌的那位吗？你去那里干什么？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改造的都是极右份子……没等他说完，丁先生一把拉了我就走。当时我还真不明白，顺便去探望一下我的哥哥有什么不妥。后来有两次出国演出的机会，我已得到通知并做好了准备，但最后出国的却不是我，这时我才明白，因为我有两个“右派”兄弟，受牵连的我已经被“控制使用”了。

“文革”期间，有一次哥哥到学校来找我，我在大礼堂门口见到了他，他说要去南京，跟我要了点路费，被那位了解我家情况的院办主任看到了。哥哥走后，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是什么地方？敢在这里跟你哥哥谈话，想找麻烦吗？”说完就走，但留下一句话：“就当我没看见”。这位主任过去一直待我很好，他知道我的哥哥、弟弟反右时犯了“错误”，常来开导我、告诫我，要我跟他们划清界线。这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哥哥、还是为了那位主任，或是为了我自己，只觉得心里一阵酸楚，眼泪禁不住地涌了出来。

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我们兄妹之间的联系虽然有限，但心中的挂牵一如以前。难得有机会见面时，我们总是互相鼓励，盼望有个美好的明天。我爱我的哥哥，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胞兄妹，我了解他：曾经是一位追求革命的热血青年，经受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同时是一位热爱文学、诗歌、电影、戏曲，并有所建树的学者。只是他生长在一个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被命运作弄，遭恶人诬陷，成为每次“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诸如：“脱党逃跑”、“叛党投敌”、“历史反革命”、“极右分子”等罪名，吞噬了哥哥的青春，压得他翻不了身。虽然后来有了如：“整风”、“右派改正”等一系列政策下达，但为了哥哥的落实政策、沉冤昭雪，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有了结论，还了他的清白，作为哥哥亲属的我们也得到了解脱，不用再去考虑怎样和“右派”哥哥划清界线了。

“风卷残云暮雪晴，江湖洗尽柳条轻”历史的车轮把我们带进了21世纪的春天，如今，我们各奔西东、分居各地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是七老八十的耄耋老人了。每想起哥哥，我心中除了牵挂之外，更多的是充满敬佩。历经艰难，不知疲倦的他，以曹公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一如以往地埋头在他的书斋之中，不断奋笔挥写着他心中的故事。衷心遥祝我亲爱的哥哥身体健康，功成名就。  

［此帖子已被 ju山东 在 2009-10-27 10:56:37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