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鞠青的介绍，搜集了一下鞠庆东的有关资料：

［此帖子已被 鞠海峰 在 2010-10-12 14:00:45 编辑过］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一、祖国万岁
        太阳落山了。深沉的夜幕，渐渐地笼罩了西半球。
        在大西洋岸边的里约热内卢，巴西陆军第一警卫营的监狱里，一片阴森。那一间间牢房，双层铁门紧锁，不大的窗户上，透着昏暗的灯光。荷枪的巡逻兵，在牢房外面的阴影下，不停地来回晃动。
       突然，在这座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九个囚徒同时站起来，向着东方，庄严地面对着一幅画像和画像下的两面红旗，压低嗓音，深沉而有力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时，在里约热内卢正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夜间十一时，这时，也正是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囚徒”们怀着无限的革命激情唱着歌，心里闪现着另外一幅景象：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轮红日早已从东方升起。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来了，隆隆的礼炮声响起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开始了......
        远隔重洋，在西半球的监狱里思念着这种情景的九个“囚徒”，就是那骇人听闻的国际政治迫害案件中的受害者——中国贸易、新闻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他们自从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巴西被非法逮捕之后，受尽了种种折磨。但是，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好，威逼利诱也好，都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不能动摇他们维护祖国尊严和荣誉的决心。
        祖国全民喜庆的日子来到了，九位身陷异国囹圄的中国公民，怀着日夜思念伟大祖国的九颗赤心，也用他们在敌人的监狱中可能做到的方式，同祖国六亿五千万亲人一起，共庆节日。这天，他们每个人都剃了胡须，刮了脸，穿上了仅有的一套干净衣服，一早便为筹备国庆“盛典”而忙碌起来。
        他们当中一位会画画的同志，小心地揭下一搭信纸上的白色硬皮封面，握起铅笔，凭着自己对领袖神采的记忆，蹲在牢房的一角画起了毛主席象。他把自己和其他八位同志时刻想念伟大领袖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笔尖上，画一笔想一笔；一幅神采奕奕的领袖画像，终于在他的笔下出现了。
       前一个多月的八月中旬，第一批家属代表冲破重重困难，从祖国前来探望他们的时候，给他们送来了一些饼干和糖果。其中，有一个装饼干的铁盒，盒盖一尺见方，漆着红色，他们把它分成两半，正好作为两面红旗。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每当同志们吃了第一批家属代表从祖国带来的糖果，都把包糖纸当作宝贝似的藏起来。现在，他们找来了平时积下的一些包糖果的金纸，用刮脸刀刻成金光闪闪的镰刀锤子和五颗五角星，把它们分别贴在两面红旗上，制成了一面党旗和一面国旗……
九位同志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随时都警惕着敌人的突击抽查；当监狱军官们照例到牢房里来检查时，他们就把画好的毛主席像和做好的党旗、国旗，藏在军官们检查不到的地方。
        巴西的黑夜降临了，这正是北京的黎明时刻。在牢房微弱的灯光下，九位同志肩挨肩地坐下来，满怀激情，轻声讲述着各自的经历，追忆着祖国的光辉历程，等待着北京国庆大典的礼炮声响。
        我们的九个同志，有着不同的经历。王耀庭同志和侯法曾同志，是他们当中的长者。四十九岁的王耀庭同志，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的考验，是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五十岁的共产党员侯法曾在革命老根据地当过县长，当年曾率领山东民工，同人民解放军一道打过了长江。二十七年前由海外回到祖国的王唯真，在革命圣地延安被哺育成长，参加了党，他担任记者工作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王治、马耀增、苏子平、宋贵宝和鞠庆东，也都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二十五岁的共青团员张宝生同志，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七岁上死了爹，解放前不久还是福建农村里一个贫苦的放牛娃。解放后他第一次进学校，当老师问到他的生日时，他流着热泪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啊！你就写十月二日吧，没有新中国,哪有我呀！”此刻，老同志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了最使他们难忘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一个战友不幸被曰本侵略者抓住了。敌人用刺刀顶着他的脊背，逼他在前面带路。我的战友走到悬岩边，猛转身，抱住敌人，滚下悬岩......”“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部队的一批女同志，一天正向山上转移，路上碰到蒋匪军，她们躲进了路边的树林。这时，一个女同志怀内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情况紧急，那个女同志为了保全集体，忍着泪，咬着牙，一把卡住了孩子的脖子......”
        身处异国囚牢的九同志，用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斗争故事，互相激励，鼓舞斗志。年轻的张宝生同志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在党的哺育下成长。革命先烈用鲜血为我们创造了如花似锦的祖国，我们任何时候也要维护她的荣誉，决不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贪生怕死。”
         监狱规定的睡觉时间早过了，同志们仍然在交谈着，等待着……
         庄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在牢房的墙壁上挂起一床毯子，把毛主席画像别在毯子上。他们又把牢房里仅有的一张小长方桌移在毛主席像前，把党旗和国旗放在桌上。有手表的同志看了一下表，时针正指着当地时间十一点。他用人人会意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九位同志一齐立在毛主席像下，昂首挺胸，唱起了国歌和国际歌。
        隆重的庆祝仪式结束以后，他们摆出九个小小的白铁杯子，拿出家属们送来的、当时还剩下的一小包茶叶，用狱中只能得到的一壶温水，泡了九杯清茶。他们举起杯来，遥祝“祖国万岁！”
        这天夜里，九位同志激动得彻夜未眠，有的同志还拟好了致亲人的信稿：“九杯清茶庆国庆，九颗赤心念亲人；遇难者遥祝：祖国昌盛，领袖健康！”
伟大的祖国啊！你是我们九位同志坚持斗争的力量源泉。正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时刻铭记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在西半球的异国牢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一年多的顽强斗争，终于取得了振奋人心的重大胜利！

二、头可断志不可夺

北美大陆吹来的乌云，一时密布天空。美帝国主义策动的颠覆巴西古拉特合法政府的黑雾，笼罩了里约热内卢。在这乌烟瘴气的时刻，里约市街头军警横行，到处是一片恐怖和混乱一辆又一辆抓人的警车发出刺耳的怪叫声，不断从马路上闯过。一批又一批军警和便衣特务，带着手铐，牵着警犬，穿门入户，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苦难的巴西大地呵！你无端的遭到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法西斯铁蹄的践踏。由于古拉特政府对内采取了维护民族权益、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对外奉行了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这就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嫉恨，长期阴谋推翻古拉特政府。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巴西亲美的“猩猩派”军人和反动政客，奉行美国白宫的旨意，终于发动了又一次反动的军事政变。
        就在巴西政变发生以后的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了掀起一个恶毒的反华浪潮，妄图切断中国人民同巴西和拉丁美洲人民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按照蓄谋已久的预定计划，把他们的黑手伸向了合法进入巴西的九个中国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
        夜间十一时半，里约市东部参议员维尔盖鲁大街一座二十一层大楼的第十七层公寓——新华社巴西分社，被美国最忠实的走狗巴西瓜纳巴拉州州长拉瑟达手下的武装军警包围了。我们的同志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就在他们被包围的前一个多小时，象往常一样，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工作人员鞠庆东，用打字机打下了他们发往北京的最后一条新闻：“二日下午，巴西亲美反动军事政变继续进行。…….政变分子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据此间电台广播，古拉特总统正在去乌拉圭要求政治避难。”接着，鞠庆东又打出了另几行发给北京新华社总社的电文：“我们一切都好。感谢总社的关怀。如果我们发生不幸，请转告家属不要悲伤。”王唯真和鞠庆东沉思片刻，他们毅然删掉了最后一句。王唯真、鞠庆东以及临时住在新华社巴西分社的我贸易工作人员马耀增和苏子平，在发现他们被包围以后，一直留在公寓中，静观事态发展，镇定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
       “叮铃……叮铃……”深夜两点多钟，一阵叫门的紧促电铃声响了。又过了一些时候，巴西警察从外面向公寓里打来电话，威逼我们的同志立即开门。我们的同志接过电话，理直气壮地回答对方：“现在是深夜，我们不开门。”“限你们十分钟，开门不开门，我们都要进来！”对方威胁说。“天亮再说！”“不开我们就砸！”
       “那就请便吧！”我们的同志放下电话，再也不去理睬敌人。同志们想：你们砸吧！只要你们砸，就会惊动左邻右舍。你们企图秘密绑架我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
黎明即将来临。敌人迫不及待。他们终于用枪托，用铁棍，砰砰硼硼一阵乱砸，把公寓的前后门全部砸烂，破门而入。这时是四月三日凌晨。
        当警察和特务们端着冲锋枪，杀气腾腾地冲进公寓时，我们的同志刚刚刮了胡子，洗了澡，换上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每个人都非常镇静。
        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特务闯进公寓之后，不出示任何证件，不出示逮捕证，立即用冲锋枪托，用裹着橡皮的钢筋警棍，疯狂拷打王唯真、鞠庆东、马耀增和苏子平四位同志。当场，有的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满身伤痕。警察和特务们一面极其凶残地殴打我们的同志，一面翻箱倒柜，进行非法搜查，并且争先恐后地抢劫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衬衣和领带等物品。巴西当局事后也公开承认，他们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的“罪证”。
        对于敌人这种法西斯暴行，我们的同志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于是，敌人把子弹顶上枪膛，强迫同志们脸朝墙壁，歇斯底里地吼叫：“举起手来，我们奉命立刻就地全部枪毙你们！”
        敌人真敢下毒手吗？我们的同志仍然神情自若，面无惧色。他们想：如果敌人真下毒手，最多不过一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死，也决不背对敌人的枪口，决不低头。他们猛地车转身来，扒开上衣，露出胸膛，横眉怒目，面对敌人的枪口。王唯真同志压住满腔怒火，无所畏惧地对敌人说：“有胆量，你们就开枪吧！”
        凶恶的警察，一枪托把王唯真打倒在地上，皮棍、枪托、拳头，接连落在他身上，当场打得他几乎昏了过去。就在王唯真、马耀增、苏子平和鞠庆东四位同志被抓到当地警察局的时候，北京收到了一封从巴西发来的电报：
        “新华社记者公寓被搜。直到三日九时止，仍在进行。”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事件一开始便得悉我们的同志遭到了敌人的毒手，立即掀起了一个强大的声援浪潮。
        这封电报是谁发来的呢？原来，我国的另外五位贸易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治、宋贵宝和张宝生，住在距离新华分社公寓不远的达曼达莱海军上将街一座大厦的四楼公寓里。四月二日午夜，他们就先后接到从新华分社打来的两次电话：“我们已经被围！”“敌人正在砸门！”五位同志非常焦急。他们决定派王治和宋贵宝去新华分社探视。但是，天刚亮，同志们便从窗口看到，公寓的门口也已经停着几辆警车了。王耀庭同志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口述电稿，由宋贵宝同志译成英文，向祖国作了报告。
        电报局工人取走电报以后不久，王耀庭等五同志也被非法逮捕了。在警察局里，王耀庭等五位同志，看到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打得伤痕斑斑，心里难过极了。他们当场愤怒的质问敌人：
       “你们为什么非法逮捕我们？”
       “我们合法地来到巴西买棉花、搞展览、发新闻，究竟犯了什么罪！”
       “你们为什么残暴的拷打我们的同志？”
       “你们还讲不讲国际法？”
         这时候，王耀庭等五同志的处境虽然也很险恶，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唯真等四位同志的安危：“敌人究竟对他们还会下怎样的毒手呢？”他们短促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轮流注意敌人的行动；如果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强行带走，就要冲上去同他们抱成一团，臂挽臂地冲出警察局，到大街上去向巴西人民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想：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九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死，九个人也要死在一起。
        从被捕的头一天开始，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士的阶级感情，就把我九位同志团结得象一个钢铁般的战斗集体。
      在警察局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敌人又对我九位同志施加更残暴的毒刑，妄想从他们身上逼出“口供”，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阴谋效劳。警察和特务们，当着信奉天主教的巴西女工的面，硬把同志们的衣服全部剥光，让他们一丝不挂地站着。有些同志被罚站达十三个小时之久。敌人还强迫我们的同志右臂平举，手托重物，谁要是有点支持不住，特务们便拳打脚踢，甚至用通红的香烟头烧他，用皮鞋踩他的脚趾。有的同志脚趾被踩出血来，有的脚指甲都被踩掉了。
        随后，敌人把鞠庆东同志拖进了一间又小又黑的屋子。刚开门，一股霉腐味和血腥气迎面扑来。四个便衣特务，端着冲锋枪，对准鞠庆东同志的头。另一个特务，拿着一把尖刀在他的肚子上来回比划。敌人的威吓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特务们越发地恼火了。他们用铁棍、枪托和警棒打他，用脚踢他，用双手掐他的喉咙。几个特务轮番踩他的腹部，把他的粪便都给踩出来了。鞠庆东同志始终坚强如钢，不断高声抗议敌人的暴行。接着，敌人又把王唯真同志、马耀增和苏子平三位同志拉进这间黑屋子，残酷的拷打他们，还威胁说要枪毙他们。
        我们的同志早已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唯一的念头是誓死保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想：“你们这些法西斯强盗，打吧！你们顶多把我们打死，死也不低头！”“头可断，志不可夺！”我们的同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严刑拷打吗？！敌人的法西斯暴行就这样被我们的同志顶住了。

但是，这只是一场激烈的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开始，更加严重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的同志。

［此帖子已被 鞠海峰 在 2010-10-12 13:59:14 编辑过］

三、第一次绝食斗争
       美帝国主义一手导演的迫害我九同志的政治丑剧一开场，蒋介石匪帮就在这出丑剧中充当了恶毒的帮凶角色。
       同志们被捕的当天深夜，当他们被武装警察一个个地轮番押进审讯室时，一眼便看到有两个国民党特务，鬼头鬼脑地闪在巴西警察头子的身后。我们的同志当场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但他们总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敢正面回答。
       “这些美蒋特务同巴西‘猩猩’们勾结在一起，将要搞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来呢？”同志们警觉地估计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且互相鼓励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果然，就在我九位同志被非法逮捕以后的第二天——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一个周末的晚上，一场严重的斗争开始了。同志们被捕后，遭受了毒打，一天多没有吃饭，又被关在地板上连一根稻草都没有的牢房里。他们腹中饥饿，遍身疼痛，胸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心里思念着亲爱的祖国。这时候，牢房的铁锁突然响了。狱中警察把他们带出牢门，领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身穿便衣被人们称作“将军”的人，秃顶，五十多岁，满脸横肉，带着两名翻译和一批打手，闯进房间。他带着满脸奸诈，皮笑肉不笑的说：“先生们，台湾很器重各位。我们已做出决定，准备好了飞机，后天早晨送诸位到台湾。到那里，你们就‘自由’了。”“这是绑架！”“这是要我们背叛！”面对着这个严重的阴谋，九位同志毅然决然，一齐涌到“将军”的面前，异口同声地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九位同志坚定的表示：“台湾是我们祖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去台湾，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现在，我们宁可死在巴西，决不去台湾。我们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如果你们定要硬干，就只能把我们的尸体送去台湾，而送不去一个活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光辉形像，霎时间闪现在我九位同志的眼前。同志们决定用生命来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当场一致宣布：立即集体绝食，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九位同志举起九个拳头，义愤填膺地高呼：
      “坚决反对政治迫害”
        “坚决抗议绑架阴谋！”
       “头可断，志不可夺！”
        正义的声音震撼了敌人的监狱。
         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九个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竟然给予他们如此坚决有力的回击。这时，那位“将军”被吓呆了，连连摆手，命令他的下属说：“赶快把他们带回牢房去，带回牢房去！”
        一道微弱的光线，从狭小的铁窗投了进来。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两天，敌人到开饭的时候，照例从门缝下面，把那盛着烂土豆、木薯粉、黑豆和牛骨头的铝制盘子，塞了进来。我们的同志依偎在一起，互相勉励着，死也要同敌人斗争到底，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个饭盘子，照它进来的地方推了出去。
        在严重的绝食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阶级感情，把我们的同志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年轻的宋贵宝和张宝生同志，把他们得到的毯子和床单，送给年龄最大的侯法曾同志，送给被敌人拷打得最重的王唯真和鞠庆东同志，还用一个铁皮杯子给他们送去了几杯清水。被捕前就患胃病的王唯真同志，经过几天的非人折磨，现在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但是，他还一再地对同志们说：“不要管我，坚决斗下去！”这时候，同志们虽然身上的创伤正在刺心的疼痛，体力又受到极大的损耗，可是他们仍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有时候，同志们还向同牢的巴西和外国难友，讲述中国人民过去遭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残酷压迫的苦难，讲述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同志们向他们表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决不屈服！”我们九位同志大义凛然的行为，深深感动了狱中巴西和其他国家的难友。他们有的同我九位同志拥抱、握手，有的用各种手势对九同志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有些巴西难友，把他们的家属送来的饭菜、面包或饼干送给我们的同志，一再劝他们吃，同志们都婉言谢绝了。
        同牢的一些巴西石油工人、海员、政府职员和司机，看着九位不屈的中国人，禁不住流出热泪，一面向我们的同志表示：仇恨中国人的绝不是普通的巴西人，而是美国的走狗巴西“猩猩”们；一面满怀同情和惋惜的心情对我们的同志说：“中国朋友们，政变发生以后，你们为什么不躲一躲呢？”我们的同志，通过会说葡萄牙语的鞠庆东和张宝生同志，向他们解释说：“朋友们，我们合法地来到巴西，开展贸易，进行新闻报道，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巴人民友好。我们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用不着躲起来。”我们的同志还对巴西和其他国家的难友们说：“你们一旦出狱，希望你们设法告诉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同敌人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请你们向整个巴西和全世界，揭露巴西反动当局野蛮迫害我们的真相。”
     敌人是残暴的，但也是虚弱的。四月六日下午，在我们九位同志坚持绝食两天以后，巴西当局终于被迫接受我们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当众宣布取消绑架他们去台湾的阴谋。
        九位同志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胜利了。他们经受住了考验，锤炼了斗争意志。他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准备着迎接更加严重的斗争。

［此帖子已被 ju329 在 2010-10-13 8:05:46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