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探索：商君书解读（十八）

画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昊英不是人名，而是一个氏族的名称，是伏羲氏族的一个重要支脉，昊英之时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三皇上古时代。伐木杀兽，典型的原始部落生活写照。 [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到皇帝的时候就不同了，商鞅简单的说明这是‘时异也’，‘不麛不卵’、‘死不得用椁’，显然野兽林木缺乏，所以政策正好相反。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氏的时候又是一番不同景象，自然资源枯竭了，好在神农发明了农耕，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提升，男耕女织便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那时候没有刑法政治、也没有军队，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乐土。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神农以后的社会就不是这样了，而是发展成‘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商鞅没有说，今天我们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生产力的发展、剩余财富的积累是这种变化的基础，同时我想生存物资的繁盛必然带来人类的繁盛，人口多了也应当是个基础条件。 [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现在在网上偶尔也会遇到不懂得这个道理的帖子，说什么抗战是对的，而接下来的三年内战就不应该，这是不看实事适时的缘故， [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鞅通过对上述不同时代不同政策的回顾，得出这个适用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时政，以战止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现实点看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治理天下、战胜强敌的根本在治理好人民。[故胜民之本在制民]正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商鞅用了个比喻展开阐述： [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这是典型的中华式比喻，不做翻译都能看懂。 [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这句进一步点题了，治理人民的根本在于‘法’。这样君主的名分和地盘才能得到明确巩固。

      [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这是典型的战国时代写照，一切靠武力征伐，打胜了才能谈得上名尊地广，战败了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这句商鞅说的有点自相矛盾了，上面刚刚说了神农时代甲兵不起而王，这里就来个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这句说的过于繁琐，简单点意思就是能够使民众一心作战就勇敢，民众勇敢就能打胜仗。 [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这句话阐述了战国时代军队的重要性。 [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凭什么知道民众可用了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可用了。

      [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人都是不愿意打仗的，谁能使人愿意打仗就一定能成就霸业。 [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严本“入”字重，据范钦本删）。”]看来民众踊跃送子弟参军不仅仅在今天解放战争中有，战国时代就有这种现象，只不过时代不同，人民的境界不同而已。商鞅时代靠的是利益驱使和刑法驱赶。就是曾国藩说的“千金在前、猛虎在后”。这种方式可奏效强盛一时，无法做到长久，后来湘军暮气已重，就再难有灭太平天国的威力了。秦国也是在列国被灭后，没有了征服对象，所有的政策制度都失去了可以激励士兵的土壤，章邯大军勃起于一时，受挫后竟然集体投降项羽，可见其政策法治再也不能提气了。 [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这种状态商鞅成功的实现了，用组织政策和法令制度，并将政策和法制与民众切身利益挂钩，达到了‘拙无所处，罢无所生’的地步，前面《农战篇》、《一言篇》等阐述了这种政策法令学说。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话是商鞅评价当时其它各国的，但同样适用于秦王朝末年，如何使法‘必行’看来是个过去、现在、将来都很头痛的问题。 [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这段话简述一下意思，国家有法不见得罪犯都能抓住，抓住了还禁止不了犯罪那是刑罚太轻。 [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这个观点大概是人的同性，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同性。一直很难理解我们现在的企业考核扣罚项多，奖励项少。原来行不善而不赏善，善是应该的最起码的基准，没必要赏。 [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看这句话正是这个意思。 [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这里的跖就是春秋时的盗跖，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呢？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相疑，更何况跖了？治国者创建的社会势场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变得有诚信；而造成使人做坏事的形势氛围，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变得不可信了。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民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这段话不做阐释，两个概念的解释而已，一是国家治理分为好上加好、坏上加坏两种情况，二是军队也有强上加强、弱上加弱两种情况。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这段比较有意思的是商鞅对富贵的理解，按照国家法度赐予的财富、授予的职位不叫富贵，不按法度的赏赐和授职才叫富贵，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虽然比较主观，其实这里商鞅反对的是非功劳和能力而获得富贵。接着论述民众的能力、勇力有超过君主的，但还是不敢‘胜其主’，是因为国家有了法度的缘故。民众能够遵循法度的规则，是因为这套游戏规则被民众认同，如果不认同，有法度也是无用的。 [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途]。国乱者，我理解是国家管理混乱，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就不关心国家之义，没有人关心公义，有的只是私义。水浒梁山把这个问题表现的很充分，宋江替天行道实质上是替国家行使道义，所以才有那么多好汉聚在旗下，证明国家没有能力聚集起公义，宋江舍弃自己建立起来的道义执行体系，归顺到混乱的国家体系之中，结果以悲剧收场，正是这个道理的作用。 [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什么是奸民？个人的欲望造成国家衰亡的；不重视国家爵禄，不作为而坐享财富的；不参加战斗却得到荣誉的；没有爵位和国家赏赐却得到尊贵财富的；没有官职却能号令他人的，这些就都是奸民。这里商鞅对奸民的概念是从国家君主的立场而定义的，如‘无官而长’现象，我看是由于国家选才出了问题，没有择优择能造成的。 [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从道理上讲存在“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现象，因为治主能够使大家按照统一的法制规则行事，在行为上自然就无忠奸之分了，这样的法制规则杜绝了个人欲望的无节制泛滥，杜绝了个人为所欲为的行为。这样的规则下，富贵主要靠多做贡献少消费而积累，靠女人男人尽职尽事而创造出来。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这里的学问应当是全篇的根本，为什么君主制定的法令天下愿意遵循，为什么天下人愿意听从号令？为什么君主能具有凝聚力？全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圣明的君主‘知必然之理、行为必符合时势’，二是会使用凝聚在自己周围的力量，即‘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如果派不勇敢的人去战斗，下达大家都不愿意听从的命令，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做事符合规律和时事形势，才能下达正确的号令和政策，进而才能达到 [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下面是几个排比的例子说明号令得以顺利执行是有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指良马），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这是对政令畅通的比喻，下面是对君主号令政策符合客观规律的比喻： [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本然之政’、‘必然之理’应当成为名言警句作为当政者的座右铭。 [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这句又是一个超出普通见解的经验之谈，通常人们都是这样的心理，我爱你必然以心换心，你也会爱我，我对你好必然你也会对我好，现实中这是不一定的，理解和信任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有些人是不能通过仁爱争取其心的，比如共产党之对蒋介石，只能彻底打倒反动派来实现。 [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这句话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那句‘政策确定后，干部起决定作用’，政策反映的是必信之性，干部反映的是信任之法。 [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商鞅这里对义的解释正确，但后面说不贵义而贵法有待商榷，贵法的同时也应当贵义，因为前面已经阐述了，法源于义，这里的思想有点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