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

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商鞅的这段话，基本上是片面错误的，或者说是没有论清楚。首先论点就有问题：用乱国的方法治理国家，这个乱国方法居然是举贤能。看接下来的论述问题就清楚了，原来当时各个国家所谓贤能名声都是来源于这位贤能的党羽，或者与之亲善的人，即使这人真的是贤能他也无法摆脱他的人脉基础秉公办事，自然容易造成国家政事充斥私人间的人情，这是一种文化氛围，就是孔子说的‘刑不上大夫’，这的确是乱国的治理方法。后世的科举制度是这个机制的有效补充和制衡。但这种文化氛围不能归罪于贤能，乱国的根源也不能归罪于举贤能。商鞅说这种举任贤能的政策是‘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就是在今天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当老板的很贤能，但由于人情面子太重包庇了很多下属的过错，造成企业组织内存在很多奸诈跋扈的风气。再如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老王可谓贤能，但他的变法大计被贪官污吏当做变本加厉盘剥的工具，这是老王变法之所以不长久的原因之一。这不是老板和王安石贤能的过错。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商鞅这里虽没有直接说，其实还是说贤能不依法办事，君主不依法用人。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公说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大意是这个意思吧，这里的制度应当具有广义的概念，泛指一个组织的运行规则，及其规则下的文化氛围。

【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哪些喜欢结成党羽的人，是想不等待国君的号令就像成就某些事情的，结党营私嘛，成就的是他们小团体的有利的事业。如果君主任用了这样的人，等于助长了结党营私的风气。自然造成君弱而臣强。个人觉得这是个权力意识下的权力社会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君主过分加强王权，更加助长社会对权力的欲望。商鞅只论述了矛盾的一个方面，即君权旁落，必然造成外国侵略或者人民百姓起而造反。这在当时的社会也许是真理，但我认为却不是终极真理，商鞅没有考虑权力的来源，人民为什么造反的原因。掌握了这些来源和原因，才是掌握权力的不二法门。为权力而权力，结局也同样是君弱臣强。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进化到一个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个中国人劣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的政策和机制就很说明问题，当时称是‘拨乱反正’，我看不仅是反正，而是前进了一步，十年浩劫是个什么灾难？在政治上我看就是对权力认识上的错误灾难。随后邓公的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我看是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打破，中央的政治核心和集体领导机制的形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权利意识的一次解放和进步。

接下来商鞅说的还是‘三句话不离批判儒家’，他们（指儒家）言说理论的态势是不管聪明的还是笨拙的都来学习，必然造成人民放弃实干而踊跃参加虚说空谈，这样的风气下，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出力的少了，搬弄是非的多了。感觉这个现象的确有现实依据，岳飞出力很多，却不敌秦桧在皇上耳根子边说一句话管用，直至文字狱的出现，‘虚词造成是非’的确是个因果关系，什么是虚词？我看就是不符合实际和现实的道理，道理不能符合实际就不是当时当地需要的道理，时间地点条件不对，道理就不对。在这方面儒学的确慢慢的走向了它美好初衷的对立面。什么是扣帽子？就是拿大道理压人嘛，看来以理也不见得任何时候都能服人。

【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没想到几千年前商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即通过法治形成的法治文化：“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这句话的意思还是翻译一下：喜爱某人但不对其有偏私，憎恶某人但不会违法贬损他。也就是通常说的不‘官官相护’、不‘官报私仇’。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商鞅的变法应该是达到了这个状态，或者一度达到这种治国管理的最佳状态。这是一种至高的组织文化土壤，在红军时代、八路军和解放军时代，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就逐步形成了这一至高至善的状态，起码是当时很多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有这个优良特点。这是铁的纪律、共同的理想主义、深厚的阶级感情共同打造的优秀文化。接下来商鞅说：“破胜党任，节去言谈”，看来实行‘党任’和崇尚‘言谈’会造成名誉、面子大于事业的现象，过分考虑名誉声望，出了问题必然出现欺上瞒下的情况，这些都是与‘任法而治’相悖的，只有依法办事才能有效解决‘党任’和‘言谈’造成的弊端，使官吏虽然奸巧，精熟官场潜规则，善于打擦边球，但他无法施展其奸巧。民众中虽然有凶险的危险分子，但他们没有可以使诈的土壤。

夫以法相治，就是用法治来统治、治理管家，就要达到下面的状态：让那些相互赞誉的人彼此不能得到因赞誉而得到好处；互相诋毁但却达不到互相损害的目的。百姓见相互称誉没有什么好处就相互监督抨击坏人，见诋毁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损害就习惯于相互监督但不去损害他人了。这种文化氛围颇令人向往，这样的组织一定蒸蒸日上，正气得到弘扬，邪气歪风得到抑制。达到商鞅说的“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的状态。这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至高状态，所以商鞅最后说：“法任而国治矣”。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诎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

千乘之国能够守卫本国，是因为自我保存的根本；万乘之国能够主动出战，是因为具有了完备的攻击条件。这样强盛的国家，即使是桀这样的昏君当政，也不肯向敌人说半句软话。如果外不能战，内不能守，就是尧这样贤能的君主也不得不向不如自己的国家讲和称臣。由此看来国家和君主尊贵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力量，这是根本，而当今有的君主没有达到国家力量强大，是何原因呢？接着商鞅又将主题引到农战上，他认为农耕和作战能力是国家强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他说民众最苦的是农耕，觉得最危险的是作战，这两者就是孝子也难以听从父母亲人的劝说而身负劳苦、身临危险，忠臣也一样。要想使民众做孝子忠臣都难以办到的事情，商鞅认为必须推行法治，即“劫以刑而驱以赏”。而今天有的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弃法度而任用能言善辩与智慧的人，把功劳和力量置于后面，把仁义摆在前面。这是典型的只重视上层建筑而忽视经济基础的做法，本末倒置了，我们不能说任用辩慧之士、仁义之士错误，但割裂了上层仁义辩慧与基层的物质基础建设就是错误的了。物质基础和基础力量建设是基础、是根本，民众不务农耕叫食区域内，不愿参战叫兵弱于外，这样的国家即使土地有万里，军队有百万，就像一个人独自站在平原上一样（的弱小）。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先前的君王能让他的臣民踏着刀从，冒着飞箭滚石冲锋陷阵，是民众自己非常想这样做吗？不是啊。如果我们学习先王的办法，首先一定要指导民众趋利避害的根源，所以我们推行的法令是：百姓想追求利益，不耕田就得不到；想避免法令规定的刑罚（害处），不去作战就不能免除刑罚。这样的策略必然使国内的人民没有不先致力于农耕作战，然后才得到他们的安康快乐的生活。这样的政策法令才能使田地少而粮食多，人民少而兵力强。能在国内做到这两点，那么就可以成就王道霸业了。

慎法篇论述了推行法律可以有效解决国富兵强的道理，可以解决当时治理国家的种种弊端，所以从全文的意思看，慎法不仅有慎重执法的意思，还有重视推崇法治的意思。前几篇君臣、禁使解决的是上层建筑问题，这里解决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问题。

原文：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

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诎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