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商君书最后一篇终于有时间匆忙把解读写出来，有人对京剧的评价是百看不如一演，只有登台演出一次才能真正领略体会精神的京剧韵味，不亲身实践永远有一段距离，看书把理解的意思写出来也是一样，看了三遍商君书第二十六篇，只有亲笔写出来才能感受到理解的是否准确精当，不写出来只存在意会的心中，的确不如明确表达出来更加锻炼人的认识的清晰，最后一篇的感悟即此，献给同好朋友。

定分第二十六

有的翻译说定分篇论述了“为法置官吏”的制度和意义，以及法官法吏的职责。法令明，名分定，人民自治，亦天下大治。很对，但不通俗易懂，理解本篇我看关键是对名分的理解，其实通篇讨论的是如何贯彻落实问题，秦孝公的要求是又快又好的贯彻落实法令，看看孝公同志是怎么说的：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这个问询看似简单笼统，但却是问题的关键，堪称非凡的君王之问。今天制定的法律，明天就想让天下官员百姓都知道，并且如一而无私的执行，在没有看下文的时候颇感觉这是个难题，看商鞅是如何回答的：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　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如何贯彻落实法令？商鞅说首先是选人用人问题，任何事情都需要人去做嘛，商鞅的选人标准是朴厚诚实，并且能够通过学习通晓法律，又红又专的春秋版而已，他要选这样的人并奏请天子任命其为官员，并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为天下正”，才能不走样的执行法令。这个道理很简单，没什么多说的，和曾国藩选卒任将基本相同，老曾招募湘勇都是选择那些朴实厚道的农民，什么江湖豪侠、井市伶俐，尽管有才统统不用。

选人之后，第二就是如何监督这些执法的人，颇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对执法者的监督，商鞅设计了几招，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而且有弊端，但在战国时代差不多和****一样具有先进性。一是对新上任的官员进行培训，并且使培训规范化、模式化，达不到这两化（不中程），就用法令处罚；二是考核办法，执法者忘记了哪条，就用哪条法令处罚之；判错了的也是这样处理，敢增减法令一个字的，要重罚，纵然是死罪也不能赦免，的确够狠；对问询法律的官吏和民众，要建立答疑档案（各为尺六寸之符），明确记载问询的年月日和内容等，作为凭据。如果官吏没有告知民众有关法令，等到该民众犯了这个条款，就用这条法令处罚该官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这里的左券相当于现在的复印件，主法令之吏要慎重的保管好“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还要盖章封存‘封以法令之长印’。不管以后有什么变故，都以此封存的‘券书’从事。

商鞅的上述处罚办法虽然很符合精细化管理的道理，很有可操作性，但今天看来颇幽默，弊端也不少。历史在进步，精细化也不是越细越好，尤其执法的刚性，现实中的事情往往刚性与柔性相结合才最好，就是周总理说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是商鞅所没有考虑到的。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　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上文说官吏答疑要备副本，国家法令也一样，不过国家的这个法令副本颇有原本的味道，作为法令真本封存，不允许私自进入存放法令副本的禁室和私自修改，如有违反，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一般翻译成‘每年一次，将禁室所藏法令颁发给主管法令的官吏’。感觉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法令颁发多因时而发，不可能等到年末或岁首。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每年整理汇总所颁发的法令存放入天子禁室’，相当于现在的每年一存档。这样是不是就有道理了。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天子置三法官，就是在中央设置三处专管法令的官吏，殿中的法官大约直接服务于君主，御史中设置一名法官，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都设置御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秘书官。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为监察性质的官职，一直延续到清朝。丞相（也称宰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丞相府也要设置法官，这是上面商鞅说置官吏的具体组织机构设计。然后全国的地方政府，如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这样宣贯执行法令的组织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可以保证国家颁布的法令能够逐级的学习掌握，保证民众问询并知晓法令。

民众知晓法令不但有利于守法，还有利于制衡官吏不按法令办事，即‘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法官的作用就是民众不懂法就告知，百姓也可以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从而使得民众和官吏都能遵法行事。如此就能做到不管贤良、善辩还是狡猾的人，都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于是巧诈、贤德、有能力的人都作合法的事情，都努力自治，服从国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统治，这是由于法令明白易懂，法律明白易懂必然使法令得到遵从。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生命自然就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这是商鞅的逻辑，感觉理解为主宰人民命运关键因素很适合那个年代，商鞅说法的是用来防备人民的，‘备民’在封建王朝治国上没什么可说的，但在思想上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防备人民标志的是封建统治者与民众的对立矛盾关系。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而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相当于风马牛不相及。以上论述的是法对于治国的重要性，接下来商鞅论述的是名分的重要性，商鞅这里指的名分可以理解为组织职位、职责、规范等权属问题。商鞅说：一只兔子跑了，百人蜂拥追之，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此所谓天下未定，人人皆有争心，春秋战国正是这样的时代。如果名分确定了，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之所以不敢是因为名分稳定失去了争夺的环境和条件。国家的法令也是这样，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各有评议和主张，并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规矩不成方圆，最简单的道理。接着这句很比较狠：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也符合法家崇尚制度，不崇尚贤德的思想。

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亡国灭社稷也道也’。其实名分并不是亡国的充要条件，个人认为仅仅是个表象，秦始皇时代可谓名分十分的明确，但为什么出赵高？为什么也亡国？还是名分合不合理？能否为天下所拥护的问题。

今天，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果不通过教师传授，就会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我看这是古语过于简练艰涩造成的结果，看来还是鲁迅等倡导白话文好。所以，圣人治国一定要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这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对此的评价还是那句话，商鞅这里过分强调名分的作用了，名分定对自治有利，有积极作用，但不一定能达到自治。商鞅说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这样说还算有道理。‘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可能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如此看来商鞅这句话是在说实施治理的手段，或者说治理的效果，必须看势，势乱你怎么治也不会好，只有势不乱了，治理手段才能达到治理的效果，这也说明一个道理，手段仅仅是手段而已，能否达到治理的效果关键的前提是是否循顺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故圣王治治，不治乱’。不做翻译，这句话很经典，也很简练艰涩，里面的内涵很多，古语就是这样要靠人去感悟，高度概括尽管深邃，博大精深，但的确不易理解。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那些精微深奥的思想观点上等才智的人都不易理解，所以说不用法令作准绳就能人的行为正确的，在千万人中恐怕能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能理解的东西，也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法吏，作为百姓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懂得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从而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这样就能达到民众自觉遵守法律了，达到所谓的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

原文：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　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　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我的思想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也喜欢在故纸堆里拾垃圾，但却不象孔老二兄弟那样热衷纠结于克己复礼，本人反感儒家，但又欣然接受其一些精华，喜欢法家，但又对法家之弊毫不客气。我一直时刻告诫自己要摒弃中国人爱回头看的习惯，学习学习美国人的思维，君不见美国大片，多数都是在描写未来世界的景象，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应当警醒并学习，邓小平公80岁高龄，但其思维却那样的年轻，说出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三个面向，可见邓公不一般，中国人就应该象邓公这样，永远保持面向未来的眼界和思维方式。

法家思想也应面向未来，推陈出新才有意义，我的这个商君书解读系列还不是面向未来的，至多算是面向当前，视角狭窄，是当初学习解读时没有想到的。细考究基本上是源于自己对法家了解的太少，对国家治理一窍不通，对政治的发展历程模模糊糊，所以难有面向未来的富有创意的思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