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探索：《韩非子》联想之六[有度]篇

[国无常强，无常弱]。为什么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话感觉非常有道理，就拿当今改革开放来说，人还是那些人，但治国之法变了，整个国家就大变样了。韩非子也举了他所在年代的几个例子：荆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这些强者治国，国家就强盛，这些君王死了，他们的国家就弱下去了。以此观之韩非所指的奉法者似乎是指君王，但接着这句话又没有把责任归到君王，而是众官吏，韩非说：“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这里的亡国是说这些国家名存实亡、不再强盛。原因是群臣官吏都各顾各的私利而不思治国，造成乱上加乱。咱还是现实的看问题，不能就道理说道理，不管是楚国、齐国、燕国、魏国，之所以明君一死国家就衰弱，这完全是人治的结果，其治国之法没有延续性，而真正的法治就像商鞅被杀，但他的治国之法却没有人能撼动颠覆。以此观之，法家三派：法、术、势，术和势说的还是人治，根本就不是法治。韩非来自韩国，其法家思想还是申不害的术派一脉相承，根本无法和商鞅的法治相提并论。商鞅在《商君书》中明确论述了依法治国的这个作用，即解决了国家政策的可延续性，不会因国家领导人更迭而废止。韩非懂不懂这个道理，让我们往下看：

韩非接着说：“所以当今之时，能除私欲趋国法的就会民安而国治；能除私行行国法的，就会兵强而敌弱”。又说：“所以明察得失有方法和尺度，用这样的方法驾驭群臣，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明察得失有衡量标准的，就可以判断君主无法亲眼看到的各个远方的事情，君主就不会在研判天下轻重时被欺骗”。这说的还是术，而不是法。为什么君主老是防着臣下欺骗，其根源还是各自的私利不一致，君主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集团的利益，而是把国家当做自己的私利，上行下效，上下自然存在博弈。这是战国时其他六国的状况，而秦国有商鞅农战之法，有机地把秦国从君主到平民，各阶层的利益捆绑到一起，所以还存在着利益一致的地方，我看这是秦国强盛的根源，起码是根源之一。看来当时的韩非并没有这么看问题。而只是抓住当时政治的表象，采取防范、控制的方法，有度是有度了，但却不重视是否有道，在无道的情况下讨论有度，君主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最后的结局就是君臣上下互不信任，如何能够强国？

接着论述如何御下，这里韩非和商鞅的观点一致，即反对用儒家的“以誉进能（按声誉选用人才）”，并说由此造成臣下背离君主而在下面联络勾结，下面大段论述“以誉进能”造成群臣重声誉、重交情、内外结党的过程，进而形成重私利、把国家利益抛到脑后的恶果（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并说这是群臣注重私利、轻视国家法律的根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况，韩非说是：“由于君主在上不依法断事，而听凭臣下任意去干”，所以说君主要用法选人，不用己意推举；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测度。只有用法选人，才能使“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没，败事的人不可能掩饰，徒有声誉的人不可能升官，仅受非议的人不被辞退。一切看他是否对国家有利，为国家做出贡献。后面这句是我加上去了，韩非并没有这样的话，总之这段论述针对战国时弊，还是有道理的，尽管偏颇不全面，但还是借鉴价值的。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国家依法选人的法要科学合理，否则弊端也是不小，要想做到法的科学合理，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修改，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秦在取得统一中国政权后，我看秦法就应当有所改进，而秦始皇不知改进，他一死，术和势的人治大于法治，可能是秦国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很难了解征讨南方的50万秦军为何斩断归路，在秦末大乱的时候选择了沉默并远走南方一去不回，但从韩非的这种控制预防下属的政治之术看，臣属在这种冷酷的政治煎熬中，谁能有忠君爱国的情怀呢？我们纵观秦末有多少忠臣？何以秦国不“以誉进能”还是奸佞满朝，忠臣良将被打压殆尽？可见韩非的观点也是救时不救世、指标不治本。

下面这段话是韩非阐述封建君主治国的至高境界，也就是集权统治的最高境界。今天看来基本上都是反动的，也是无法实现的，都是乱国之道。我看就是在他那个封建集权时代，也是无法长期实现的，真要达到这种境界，国家治理也会因此而走向反面。在韩非的思想里，完全听从君主的指令，臣下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只知唯唯诺诺，这样的臣子才是贤者、才是忠臣。劝谏君王被他理解为是为了博取忠直、对人民施行惠政以博取名声，而把““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作为对臣下的要求，这样是满足了君王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的虚荣，但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的形成，造成了臣下不敢充分发挥才能为国尽力，看看秦王朝末期整个朝堂的表现，的确达到了这个境界，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清君侧，任赵高一人为所欲为。我想这大概是韩非所没有预料到的。

“奉公法，废私术”，这话在道理层面讲是正确的，但用这个理论来达到控制臣下，实际运作看来出了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封建集权的本质是一人强权与人人天下之间的矛盾，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史，最长的王朝不过300年，其王朝兴盛时往往是能为天下人提供一个舞台，等到逐渐集权的加强，也就是逐渐没落的开始。我认为，韩非此篇的观点的借鉴意义：我看在于臣下不是控制的。毛泽东语录“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这才是关键。臣属威胁到君主的地位，君主就要采用各种办法进行驾驭，甚至到了不择手段收拾掉的地步，这不是依法治国，还是人治。只要你不威胁到我，任你腐败我只是喊的欢，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美国的人权手段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标准，如果你不听话，下场就不妙了，基本是蒋介石逻辑。内部控制过分会削弱共同的目标性。

韩非阐述了集权政治的最高境界后，紧接着阐述如何能达到这种境界，他说：“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那怎么办呢？他说要“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就是使用法、术、势这三个法宝。细思考这个是正确的，但韩非的思想偏重于术和势，即驾驭之术、权势高压文化，而术和势的基础则是法，这里的法我们可以理解成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和原则，有了这套规则，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

本人认为应当以法为主，术和势应当作为辅助，即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培育有利的政治文化氛围。但韩非明显是重视术和势，因为他的结论性语言是这样的：“上之任势使然也”。显然过分相信势的作用，靠术制人、靠势压人，能不离心离德吗？

以上是韩非阐述的是用术和势御下，下面的阐述是法了，这里韩非的思想与商鞅基本相同，强调了法的准绳作用，但其目的还是加强君权、控制下属。韩非说臣下侵蚀君主的权力就像走路，由近及远，逐渐变化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估计那年头没人吃青蛙，所以没有这个例子，不然估计韩非非用上不可。法的准绳作用，韩非一连用了几个比喻，法如司南、法如墨线、法如测平仪，这里不再具体翻译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这个观点恐怕在当时的中国大概是各家各派学说的共识，意思是：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则众官僚和民众不正当不正常的活动就会公然嚣张；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可以看出古老的中国强调集权，反对民主，权威只有君主才能享有，其他人享有就会危险。所以中国的政治概念仁政是一种恩养和施舍的概念，这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最大的弊端。权力不能共享，如何能产生人权概念？由此观之，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研究《韩非子》，我感觉就没有对这些糟粕进行批判的。过分的民主也会有问题，过分的集权也有问题。标榜民主的美国也讲权力，总统的权力就很大嘛。辩证的看这个问题才是科学的态度。尤其现代文明，知识大爆炸，社会分工越来越规范精细，任何人都不能精通所有领域的事情，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民主式的社会结构。“揽权就是揽责任”的观点在当今某些干部脑袋里仍然奉为经典，但实事求是的看，权力和责任也应当辩证的看，社会结构是个网络状的循环式结构，不再是过去金字塔式结构，韩非此篇的思想已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但从领导艺术的角度讲，尚有一定借鉴意义而已。

所以，有人解释‘有度’，认为是有法度的意思。通观全篇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韩非的本质是将君与国（君王之私与国家之公）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治国之法也就成了君王玩弄于股掌间的权术。有人评价韩非此观点完全否定了儒家廉、忠、仁、义等道德范畴，提倡臣民都专一于君王的意志。我看这是不妥的，看本质，韩非的有度篇思想与儒家的君君臣臣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阐述的视角不同而已。儒家阐述的是君权至高无上规则和目标，韩非阐述的是实现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