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毛泽东的“珠峰”
毛主席的这笔遗产是什么？就是他老人家晚年精心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为丰富、传播这一理论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
　　提及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提及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刘少奇的关系。过去，人们很不理解它，就是由于对这种关系处于迷惘之中。现在，这种关系是这样泾渭分明地摆在人们面前。承认它，认识它，是继承毛主席这笔遗产的基础，也是解开疑团的锁钥。
　　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解放前至共和国成立，一个是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六二年，最后是一九六二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第一阶段，是亲密战友关系。
　　众所周知，刘少奇在反对王明先“左”后右路线的斗争中，得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又在宣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上树起了威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在详细阐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这样，在党的七大以后，就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此后，虽然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受斯大林的影响，把毛主席“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改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在延安干部中散布了对“议会斗争”、“议会道路”的幻想，并且复员了一些人民武装，和国际上的“缴枪逆流”相呼应。但由于毛主席事前和事后都在党内作了明确的指示，使其影响很快被消除。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刘少奇又犯有“左”的错误，经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后，刘少奇也承认了错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从这些方面看，还属于工作上的偏差，不属于路线问题。
　　刘少奇是以党的理论家面貌出现的。毛主席对刘少奇既器重，又十分注意思想上的交流。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的复信，毛主席看后，写了重要批语。明确指出：“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从毛主席这些批语中，不难看出，刘少奇在复信中阐述的观点是相当错误的。但毛主席就此写信给刘少奇说：“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多么重视思想理论上的是与非，即使像刘少奇这样的战友，也要辩个明白；但又不固执己见，强人接受。他把战友间思想理论上的原则性与坦诚相交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使不知道刘少奇的回应，我们今天读来，也深深感到情谊的温暖。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两人在决裂前，毛主席又提及这件事，写信向刘少奇要他给续范亭的信及他在信上的批注，刘少奇当天就送给毛主席。可见这件事在两人间多么不寻常。
　　伟大的革命铸造着领袖人物间的伟大友谊，而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往往使人们对领袖人物间的这种关系看得牢不可破。殊不知，在革命转折时期，这恰恰容易局限着人们的认识，特别是跟着领袖人物出生入死战斗过来的一代功臣。
　　第二阶段，从战友关系逐渐向对立关系转化。
　　这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著名的报告，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还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主席还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我们完全可以把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看作为他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一块奠基石。它像黎明前的灯塔，照亮了共和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会议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四月十日至五月二日，也就是中共中央迁到北平不久，刘少奇就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国纲领，这就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我国东北农村大部分于一九四八年完成土改，经过一九四九年一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一九五０年一月，东北局请示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请示刘少奇，即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参加变工组。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主席同意，于一月二十三日竟作了如下答复：“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抛出的建国纲领是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完全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不仅这样明显地同党的决议唱反调，而且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大加挞伐，横加指责。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一开始就支持华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接着，在华北局更严厉、更系统地批评山西省委，说什么“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个农业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鲜活实事，上报华北局、中央，刘少奇仍然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把这一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
　　这场争论开始毛主席不知道。毛主席发现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针对刘少奇“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在“改革开放”年代，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显然，这是假话。当时，不论是刘少奇，还是薄一波，他们的思想仍然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国的富强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他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乡资本主义一边。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税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张，实际上是通过税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刘少奇为了贯彻自己的纲领，竟发展到一些中央会议的决议，不经毛主席的审阅，就以党的名义下发。毛主席两次书面批评，指出：“这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刘少奇的错误路线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一纲领性的提法里。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条件》的第二条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是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报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党中央在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电报中，就对刘少奇的错误提法提出了纠正。电报指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接着，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公布了党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刘少奇不就是这么“闹”的么！
　　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对城乡私有制的态度问题，而斗争的实质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较量的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到一九五六年，取得了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和刘少奇这场争论和斗争的矛盾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文革中毛主席多次谈到党内两条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国的翻案复辟派也大都公开承认这个事实。有的同志不无遗憾地提出，围绕山西省委那场斗争当时能在全党讨论该有多好！意思是早一点剥开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面目，以教育全党。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严峻的抗美援朝战争，考虑到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的重重困难，那么，自然这种党内斗争还是要居于第二位的。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批评、教育的战友态度。当时，高饶反党集团利用刘少奇的错误分裂党，毛主席维护了刘少奇。这种博大为怀的胸襟是毛泽东独有的。但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非常顽固的，他对自己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仍然私藏于心。这就自然要转入下一个问题的斗争。
　　第二个是，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一九五六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是以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农业合作化切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后备军，使其孤立起来，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斗争的主战场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所有制领域转向思想政治领域。
　　刘少奇在这个伟大胜利面前，突然改变了面目。他由极力扶植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一变而为抹杀它们的存在，抹杀它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就是他制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用这块遮羞布，来掩盖这一矛盾和斗争，继续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这时，由于他的惨败，他不敢像建国初期那样，公开提出自己的纲领，而是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在党的决议里，背着毛主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这就是当时人们都不知道的“中共八大决议事件”。（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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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世事沧桑变，鞠氏家网舞团圆；四面八方欢心聚，千言万语逍遥天。

呵呵,成立兄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啊!

说句心里话,有些观点兄弟不敢苟同.我也十分崇拜毛泽东,他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不过我以为文章中对刘少奇的某些评价是不公正的.

希望能与您探讨,向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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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特别吸引坚强的人，因为他只有在拥抱困难时，才会真正认识自己。

这是成立转载的，不能说就是成立的观点。但确如远刚所说，文章中对刘少奇的某些评价是不公正的。或者说你的老乡毛泽东同志有些地方是错误的，至少是少实践调查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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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喜欢这句：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