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令第十三

勒令即严格执行法令。看过整篇内容觉得不能这样直接翻译词句。感觉靳令更强调稳固确定法令。通篇没有谈如何执行法令，而是谈法家学说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篇是儒法两家的PK。另外，这里的‘令’事实上不可能仅指法令，应当理解为政府的一切政令。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严格执行法令，或者说彻底贯彻落实政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张瑞敏治企推行‘日清日高、班清班结’，也是这个意思，可见隔行不隔理，天下管理之道相通。执行法度公正公平，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这个因果逻辑似乎有点问题，好像应当倒过来，吏无奸才能使法令公平的执行下去。‘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应当有个前提，即法本身科学合理，或者说总体上说是合理的。商君书开篇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又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如果法不合时宜，则必须变法更礼。然而这个道理好明白，操作起来把握好实属不易，商鞅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好，但在他那个时候还无大碍，到秦始皇时代很多法就已经不合时宜了，但统治者不知以时而定的道理了。‘善言’的本质是以仁治天下，与以法治天下相悖。今天我们都懂得二者有冲突的时候，也有相辅相成的时候。商鞅那个时代没有这样深刻正确的认识。这里商鞅只论述法令已经确定的条件下，不以善言害法，是说法令还具有先进性、还有正面积极作用的时候。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这个翻译是我抄录的，实际上这里体现的思想基本上是德与才的问题，也许当时的社会过分强调德，以至于人们重视夸夸其谈，所以才有商鞅如此的反对任善。这是我为商鞅做的辩解，总之商鞅这个思想偏激，这与任人不可求全是两回事。【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商鞅这里的法治思想在前几篇已有阐述，这里不做翻译，解读一下，前一句说的是管理幅度问题，能够用法律制度决断人们的事情，能够管理好五里以内事物的国家一定会兴旺，这里的管理应当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管理单位，能够管理好方圆10里的，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接着说管理的时效性，第二天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的管理力一定会逐渐消弱。‘求过不求善’是典型的求才不求德，也许商鞅会反对这样的理解，而品察商鞅的用人理念，的确造成这样的结果。【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这句古语不好懂，然而意思很简单，在今天已是基本常识。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老百姓知道了法律诛杀的规定，就不会有人再触犯，没人触犯，诛杀自然停止了。通常领导讲话都会说纪律是给触犯者规定的，一个道理。【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赏赐爵禄最重要的是要平等对待不同的使命和任务，秦国的爵禄统一归集到功勋上，所以商鞅说所有城市（百都）的爵禄以自伐。国家治理的好，没有奸民就不会产生奸市。国家财务多但民众手里却拥有的最少，国家的支柱产业（农业）松弛，整个社会和官场奸人得势或者奸佞的风气横行，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削弱下去。让老百姓有余粮，这样就使人民获得官爵通过多产粮食来获得，这样靠自己的努力贡献获得官爵，则农业（支柱产业）就不会被懈怠。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没有功勋作为衡量的标尺，大家都以为自己很有水平，还应当不断的高升，欲壑难填，的确没有底了。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这话太简略概括了，中间省略了很多因果过程，没国力还想打仗，非被耗死不可，所以说‘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基本是个错误的命题，或者说商鞅说的没错，而我们应当正确的理解，商鞅说的六种虱害都是儒学的主张，应当说过分强调儒学，压制了法治的作用才成为虱害。【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这话也是应当辩证的看，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代国家的财富大概只有用来发动战争是最好的财富消费方式，这里隐含着一个财富健康循环的道理。如果不用来开疆扩土，巨大的财富一定滋生苟且偷生、奢侈腐败，儒学的主张就必然发展成六种虱害，削弱国家，这是当时落后生产力、落后社会生活和私有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毕竟那时不能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有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这里商鞅提出了国家财富在当时正确使用方向的意义和作用，不做翻译。【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这个问题今天也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府职能重叠、机构越砍越多等现象就是商鞅说的‘以治致治、以言致言’。管理的需求总是不断上升，文山会海文牍主义制约政府效率，精兵简政，创建大社会、小政府的任务永无止境。【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这些论述都是治国安邦的最基本道理，曾国藩说事情纷繁复杂，然其要害不过一两处。抓根本抓要害，就不要忘记商鞅的这些阐述。失去法治和务实的作风，国君整天务于仁治的高谈阔论之中，没有务实的具体办法治理国家，必然滋生‘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的现象，所以国家的政体和运行机制应当守一，不能守十，基本国策要统一，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商鞅时代则是法治不能动摇，农战的国策不动摇。‘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想想共产党从红军时代、抗战时期形成的发动组织民众的办法，整个农村的组织状况是不是也颇像商鞅说的这样？商鞅这里说的‘其次’、‘其下’的状况，完全是在和儒学PK，历数儒学的弊端，尤其最后一句，简直就是在讽刺孔子。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这里六虱被商鞅扩展成了十二。【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这里对儒学的抨击实在冤枉了儒学，儒学也是强调君权至上，但它维护君权靠的是思想观念和礼仪规则，是软管理，在春秋战国的大争时代是乏力的，没有操作性。【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这里商鞅的思想在前几章中都能找到，故不作详细翻译，中心思想还是宣传法家，摒弃儒家。【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其实这句收尾的话本质上还是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法家崇尚物质文明建设，增强国家的实力。现在我们的认识都比较的科学正确了，邓小平公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实是取儒法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我敢说这个因果关系不一定，商鞅时代差不多是这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不是这样了，道理不再剖析阐述，前面几篇中有所分析。【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这是法家的最基本思想，前面都有，不再赘述。【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我看当时被商鞅说成六虱的儒学不是不明，而是压根就没有，或者说儒家不用大制，只用仁治，即礼仪之治。【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这个思想前面都有论述，感觉商鞅这里是重复强调而已，不做翻译。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这是个唯物主义思想，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这是法治与仁治关系的论述，看来商鞅不是不要仁治，而是通过法治来达到仁治，在理论上应当说没错，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没问题。但操作不好同样有法家之弊，法与仁在实践中也容易做成对立状态，秦二世时代的迅速灭亡就是这个道理。【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这句话是接上句阐述法家达到仁治的根本，也是在于得人心，法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这是法家的片面思想，不多说了。【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感觉这句话是独对秦孝公说的，当时六国只有秦国实行法家变法成功，所以说圣君独有之，并夸赞说只有您是把仁义播撒于天下。

原文：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六虱在今天的表现：

应当说儒学这六个方面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六虱，它也有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儒学的六个方面是：礼乐、诗书、孝悌、诚信、贞廉、仁义。起码诚信就不能说是虱害，或者说只有东郭先生把诚信演义成了虱害。到了宋代东郭先生遍地都是，王安石就曾经质疑子贡是否是儒者，因为他丫的认为子贡不该对敌人欺诈。除此之外，诚信应当是在我们人民内部和我们朋友之间大力提倡的，不是虱害，而是益虫。

回过头来是礼乐，从红军时代、抗战时期、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初期，革命礼乐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再继续发展，礼乐的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今天的礼乐难说都有积极作用了，其虱害成分在有所增加，大家以为然否？

诗书也一样，改革开放，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跟着进来了，我们的文化产品目前可谓万花繁盛，什么花都有。

孝悌方面有些地方需要加强，儒学的虱害仍然存在，现代孝悌应当强调亲爱，不应当强调尊卑，这是我的观点，因为尊卑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不与孩子交朋友是代沟和家庭不和谐的原因。

贞廉光靠说教还不够，还应当靠法家的约束，这样就健全了，君不见八荣八耻，谁也不能说反对，然而荣者自荣，耻者仍不知耻，没有法律手段根本不行。

仁义，失去了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支撑，就是假仁假义，有的时候就是错仁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