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商君书》还没有读完，又有几篇读书笔记写完，这几天少有闲心，增加到家谱网，算为支持本网建设。
说民第五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上述这段话，是法家典型的在真理的位置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人类认识社会的局限性跃然纸上，笔者这里只拿一句话做以详细剖析，余下以此类推了。“辩慧——乱之赞也”，思辨和智慧是助长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通常都是这样翻译的，思辨和智慧的确有这个作用，于是法家认为应当限制人民的智慧和思辨能力的发展，走入愚民政策的泥潭。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普通的常识，不用本人具体啰嗦了，就像刀可以保卫人，也可以杀人一样，很简单的道理，惜乎商君时代的法家没有这样完整的科学认识。于是上述的大段论述于强国治国有很多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同时埋下了自取灭亡的种子。比如‘仁慈-过之母也’，由于没有认识到仁慈的积极作用而走上了反对仁慈的道路，结局必然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离心离德，造成的结局就不必多说了。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商君的确善于敏查现实并总结规律，这里的难易概念是个特指，‘难‘指形成国家物质实力的事物，这些东西不动力气就难易得到，故曰‘难’，包括粮食、武器、马匹、车辆、军士等，统称国力，现在一般叫综合国力。那么‘易’呢？商鞅说好言就是易，显然是指以语言为代表的务虚的一些东西，如国家礼乐、思想道德观念等等，这些都是靠嘴说来做为操作载体的，故曰‘易’。商鞅的这段话意思是虚说无用，强国胜敌还得靠真刀真枪。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感觉商君老先生把前四个词的因果关系说反了，我看应当是‘罚重’则‘刑威’，‘赏轻’则‘爵尊’。 下面的话因果关系也不是太严密，爵位尊贵体现君上爱民众，这里的民应当是一少部分得爵位的士大夫。刑罚威严，则民众就能为君上效死命。这不是个必要条件，现在我们看刑罚威严树立起来了，民众不一定就愿意为你卖命，不是一条心什么都谈不上。
故兴国行罚，则民利，本人思考有几种解释，都能体现有用的思想，一是则民众利之，就是按照行罚的规矩来取得利益，行罚不许的事情便不再去做。二是行罚可以使国家取得民利，通过行罚役使民众按照有利于国家兴盛的方向走。用赏则上重，好理解，不做解释。下面的话意思是法律详尽细致，则执行起来的刑罚也一定多；法律因详细而繁多，则量刑的时候就有据可依，变得轻松省事了。‘民治则乱’怎么理解？这不是矛盾的话吗？这是古语太简练之故，这里的民治是说统治民众达到社会平稳的时候，往往是新的乱民开始滋生的时候，出现冒尖捣乱的处理他，过一段还会出现这样冒尖的乱民，所以说是乱而治之又乱。那么这个现象如何解决呢？看商鞅下面说的。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就是现在讲的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意思，要在他还没有冒尖造成动乱的时候就处理掉他，就是治之于其治。你等到他已经乱起来了再去处理，一定乱上加乱，大乱一阵子。[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民众的内心都是希望国家安宁的，然而他们的行事却往往使国家混乱。‘民之情也治’反映出民众对安全的需要，‘其事也乱’往往源于狭隘利益无法放开，冲突误会无法释怀。[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这意思是说所以要轻罪重罚就能达到消灭乱法于萌芽之时。[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这是说行罚按轻重不同而处理，不能根除作乱。[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这是商鞅的结论，用重典可以达到国治，则国家就会强盛。如果不用重典，社会总是动乱，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这种赏罚同方向的激励方式为后世普遍应用，曾国藩总结为“千金在前，猛虎在后”。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虱子乃寄生虫，‘富则淫’往往发展对醉生梦死的寄生虫状态，国家焉有不弱之理，别说中国，古巴比伦、古罗马的衰落差不多都有这个因素。‘益之以刑’可谓法家独特的治国之术，用刑法规范引导人民从事农耕，历史证明见效的确快，下面这句‘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好像至今也不能做的很好，甚至说做不到的一个说辞而已，只能是个别的人被损之至贫，比如象和珅获罪之后。当年汉武帝动用过这个办法，也是短期内达到‘富者贫——三官无虱’的目的。最近的重庆打黑，手法也颇有法家雷厉风行的影子，重庆官场一时风声鹤唳，三官无虱，然而当今世界，的确已经赶不上当年商鞅法家政治的举国肃然的效果，源于现代的社会民众环境基础与当年纯朴的秦风完全不同了。我敢断然，仅重庆一地的作为不能推广于全国，必行之不远。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不做过多注解，字义不难理解，评价之应当说有道理，很有效。但理有所偏，德生于刑只有当年的法家能说出这样的道理。[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赏罚是一对孪生兄弟，向来结合在一块使用，其轻重取舍应当因实际情况而变。是重罚还是轻罚？重赏还是轻赏，这四者似乎没有彼此必然的组合。这里刑多且重，赏少且后，是商鞅的一种主张。[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六淫”即六风,人们的六种喜好：岁(农民怠惰而坐等好年成)、食(农民有余粮就吃喝挥霍)、美(商人华衣美食)、好(商人玩好珍奇)、志(官吏志在谋私)、行(官吏胡作非为)。 务农、力战、告奸、刑罚。放纵六淫国家必弱，推行四难，军力必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刑九赏一是商鞅重刑轻赏的政策具体体现，重刑可以止六淫，行四难，则国盛兵强。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这是个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学问，现代经济学上有人说‘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这正与商鞅设计国家法律政策的原理相同，民众的欲望想法万万千千，那么国家把民众获得满足的途径设计为一条，这样民众我没其它途径获得欲望的满足，就只能专心于国家设计的途径，商鞅的途径设计是农耕和作战。[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这里重点理解的应该是‘能生力，能杀力’，力量是需要使用出去的，如果不能使用出去，反受其害，后面有其原因的阐述。[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力多而不用’，志向目标得不到实现，与国家意志不同的想法私下里便滋生了，上下不同欲自然步调不一致，所以商鞅说‘有私，则有弱’。[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这个结论很好理解，国不蓄力应当理解为不过分蓄积力量，相当于现代的资金管理，余额太多，不利于保值增值。家不积粟似乎另有一番道理，积粟过多容易使人来年产生惰性，同时使劳动果实得不到应有的享有而失去劳动的积极性，更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等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国力要下用到农田、水里、防务、开疆等方面，积粟要上收国家府库。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简单说这是个授权的学问，现代企业管理经常讲这个问题，董事长该管什么，总经理该管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授权给下属决策管理。商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是指治理国家的日常事件千头万绪、浩瀚繁多，统统由君王一人决断，纵然日理万机也难以忙过来，所以有些事情完全可以在家的内部就解决了，有些则由官员解决，有些则需要君王决断。如果应该家里解决的也都由官员解决，就无法兴旺成就霸业，只能说能使国家强而有力，如果官员也做不了主，完全由君主决断，国家就一定会消弱。这是一个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问题，可惜后来的秦国背离了商鞅的这个国政原则，秦始皇每天要阅批奏章600斤，显然集权的过分了，必然造成‘断君弱’的局面。[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重罚轻罪就能使犯罪行为杜绝；按正常的治国规则发挥官员的作用，国家就能治理好；要想减少刑罚，关键在建立什伍保甲制度。[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罚说完了再说赏，商鞅说国家的奖赏不能违背了信誉，这样民众发现奸行必然报告官府，行罚是非在民众心中就形成了明断，如此民众与国家的号令法令相知，必然积极响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这里的器不能简单理解成居家使用的生活器皿，春秋时的家是士大夫家族的概念，所以应当是指有关家族族规的礼器，代表了族规家法在里面，族规家法与国家法令是一个体系，这是中国法典体系的特点，所以说‘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所以说‘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而有关族规家法方面的事情就应当‘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不用细解释都能理解，如果有补充本人认为这里的治明治暗还是指要明确家、官、君上三者的决断权限，同则王，异则弱。后面的话统统是在说明这个道理：[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这里的行和止应该是指国家法令的畅行与否。[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有时古语古语简练造成解读的困难，这句就是，两种解释差不多都符合逻辑，‘治’是由于家断的结果，‘治’需要在家决断就可以了。[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治国者贵不断不是说君主完全不决断，而是把日常国家治理，社会运转的决断处理权限交给各级官吏和家庭来承担，统治者就可以腾出精力专门管好国家大事。[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最后这几句不做具体解读，谈观后感悟，古语简捷兼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道理上或有偏颇，就是今人知识认识也难免局限性，所以解读古代知识学问应当尽量以今天的知识结构来弥补之。但古语说事往往用的是最直接质朴的语言，最接近实际的事例，更容易使人理解学问的基本问题和最初的来龙去脉，更使人读来有开悟的感觉。不似现代管理知识语言逻辑的完整和高度概括性。
［此帖子已被 鞠海峰 在 2010-4-20 0:03:27 编辑过］
还是喜欢这句：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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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探索：商君书解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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