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修权

修权一般翻译成‘休整权力，也就是如何使用权利’，本人认为不完全正确，正像修路虽是为了使用路，但修路本身不是使用。本篇商鞅老前辈通篇说的还是重视法，通过法治建设来达到修权的目的。修权嘛，意思和修身很接近。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解读思悟一下，这三者感觉都是从统治者角度阐述的。法就是国家的规矩，信就是凝聚力，权就是运行支配体系和艺术。想想的确如此，缺了哪一个国家的运转可能都不正常。【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这是商鞅的解释，角度不同而已，感觉和我的理解相同。【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这几句话可以说阐明了商鞅修权的基本内容，用法来保证公利抑制私立，明分就是明确私利享受的等级，这里公利和私利形成了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权制独断于君才能保证治理国家的威力和威严、威信，这里感觉应当深化理解，权威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任私不会产生权威，任私而独断就更不可救药了。商鞅时代法家没有解决独断与任私的问题。【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所以也只能寄希望于明主，不遇明主，法家的‘法、信、权’理论也很悲惨。【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古人喜欢这样直接阐述赏罚不明的后果，今人似乎很少重视，也许是时代进步的原因，今天的公正公平比几千年前进步得多了，但感觉这个因果道理是千古不变的，该赏不赏、该罚不罚，不成方圆、上下离心了。【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和《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样“和之以文、齐之以武”。【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感觉这是商鞅修权的主旨：‘任法、重信’是修权的根本之法。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多释法而任私议，公和私永远是一对矛盾，什么时候解决的好，国家就强盛。【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是个比喻，用称重量的权衡和长度的尺寸做比喻，否则不知道谁重谁长。【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虽察，应当是观察考察，纯粹靠感知的意思，感性认识，无法准确量化，做买卖的就从来不采用这样的方法。【故法者，国之权衡也】。比喻完了点题了，法就是治理国家的尺子、天平。【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简单说就是拍脑门，这里的类应当是事物种类及其规律的意思，法度就是根据事物不同属性种类而确定的规则体系。【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凡事都有特例，尧就不用法度而辨贤能，商鞅的解释过于牵强，其实尧的时代与商鞅所处的时代不同，贤能等现象没有太多的奸佞虚伪狡诈假扮贤能，原始社会人的言行自然朴素表里如一，辨识自然容易。【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看看商鞅接着这句话，意思自明，春秋时代靠眼睛看表面现象已经难以辨识真伪了，所以需要法律标准来作为尺度治理社会。【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关键还是法度标准合理。【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这是法度标准合理的最基本的原则。【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可以看出君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你喜欢啥必然影响属下喜欢啥。【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原来‘君贤则臣直’最早来源于法家商鞅。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如此的至理名言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和继承？思来是独尊儒术几千年的影响，儒学的教化相当于本文提到的‘文’，法治则相当于‘武’，文武结合才能有效制约小人和不肖的行径。公私不明能把君子演化成小人，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邓小平公此论断与商鞅说的同理，不过商鞅的这句话更能贴近人性。【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这段阐述伟大是伟大了，但却没有搞明白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环境，社会财富不多并且剩余财产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为大家做事相当于奉献，只有伟大贤明的人才能做这种奉献的事情，这与后来当官就能凝聚财富是两个社会环境状态。【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五霸恐怕就不适合这样粉饰了，这里缘由阐述的不清晰，我这里也不做过多赘述。【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这句话简单点说就是执政者的政策主张符合人民的生活需求，天下自然乐这种政，没有谁能动摇这样的政权。或者说政权何以才能不动摇，关键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处理好公与私这对矛盾是国家存亡的根本，这话说的好，建国初期我们有‘摆正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理论上讲这是一句科学合理的话，关键是不被政治势力或某种势力压力所左右，完全民众自己发扬民主，逐步成熟一个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分配机制。计划经济时代这句话实质上是不顾个人分配大锅饭的遮羞布，改革开放的今天又似乎私利大释放，没人提公共利益了。公共利益被分割成集团化、本位化的怪状，甚至有的官员都说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实质上实在和老百姓争利。如此看来，公与私是个横亘千古的矛盾，解决起来不是那样的容易。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这段话是最后用个反面例子最次说明公私关系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而公私分明是需要法度来圭臬的，尤其是一个政权的组织人事法度，没有法度而凭个人观察或喜好来计议决策，那么奸臣必然卖官买官，基层干部必然欺上瞒下盘剥百姓。这个因果关系一直发生到今天，只要你不讲法度讲人情，那就必然买官卖官。老百姓自然就和你离心离德，再有地方官吏的盘剥，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为什么上访的这么多？明显基层蠹虫多了，什么时候上下都是蠹虫，则必然‘蠹众而木析’。一国、一单位、一企业、一团体、一家庭都遵循这样的存亡铁律。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